中国城市的城墙(7)

　　由于中国的许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兴建的，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即防洪。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城墙更是如此。
　　武汉三镇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城门特别少，正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明洪武年间，周德兴拓修武昌城，城垣东南高2.1丈，西北高2.9丈，紧临长江的西北部城垣高出东南八尺多，显然是防洪的需要。汉口城堡只有西北城垣，而缺失东南城垣，是因为汉口地势低洼，东部在此以前已有堤防防洪，在西北方向筑堡以防御来自汉水上游的洪水。汉阳城也曾把临江的东南城垣加高数尺，同样是为了防洪。而洪水的长期侵蚀，又对城墙本身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一点在汉阳城市发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明弘治年间，汉阳朝宗门外“去江岸数十丈，沿岸有短墙横亘数十丈，迤北迤南一带有民居，深者房二层……去江又数丈，为洗马口，临江民居，屋后可驰马……今渐圮没，有逼城脚者。”但到嘉靖年间时，汉阳东门外的江岸已逼近城墙。明弘治年间汉阳南门外“自江岸至城，计五百余丈，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聚……至嘉靖末年以来，洪水泛涨，江岸崩卸，自城去水不满丈余”，汉阳南门外的江岸已坍塌殆尽，汉阳城面临着被水冲圮的命运。只是由于不断修葺加固，才勉强维持下来。康熙六年，知府杨必达修葺汉阳江岸城脚17处，计长近80丈，高17.8丈，宽15.4丈，足以说明汉阳城墙被侵蚀的严重程度。
　　太原城位于太原盆地，由于临近汾晋诸河，也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城墙同样具有防洪作用。唐代以前的晋阳城，东滨汾河，南有晋水，城墙的防洪作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区的扩展，特别是唐代建成晋阳东城、中城后，晋阳城横跨汾河，东城一带地势又低，城墙的防洪作用尤为重要。另外，晋阳城位于山前洪积扇上，山洪对城市的威胁更为严重。
　　晋阳城外罗城，除军事防御外，就是防御山洪。晋阳城“西面外有罗城，以御西山之水，俗呼长龙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北部罗城也具有防止沙河泛滥的作用。北宋攻下晋阳城，在毁坏城池的同时，也将城周围的罗城设施毁坏殆尽，所谓“顽民尽迁高垒削”，宋太宗“亲总统师，削平多垒。”金代，城北沙河泛滥，冲掩晋阳城北玄武楼之基，九龙庙“祠屋漂溺，栋宇檐楹扫地俱绝，而被瓦颓垣。”到明代，沙河“遇夏暴水每坏城郭，县民谷口筑堤障之，遇旱则涸。”
　　宋代的太原城位居太原盆地的北端，临近盆地东西两边向北合拢的山地，向北不远便是汾河狭长湍急的峡谷地带。宋太原城东、西、北三面环山，西临汾河。唐明镇地势低洼，潘美所筑的城位于低洼之处，城市供水虽不成什么问题，但却给后代城市的防洪带来了诸多不便。
　　宋以后太原城面临汾河和东边山洪的威胁。自宋建城以后，洪水泛滥屡有发生，太原城频频被淹。城区西半部和南关一带是洪水主要冲击的地方。宋熙宁年间“汾河大溢”，洪水冲向城西，由于筑堤及时，才免去洪水的冲淹。嘉靖末年，汾河泛滥，洪水夺阜成门冲入城内，城区西部首当其冲。嘉庆二十年（1815年），太原东山暴发洪水，水从东关而入，乘势向西，东关的大南街，南起五龙口北至万寿庵相继被冲。大南关一带积水很多，洪灾严重。光绪十二年（1886年），汾水暴涨，冲决了城西堤堰，拐角村、旱西关、水西关、大南关皆被水淹，洪水自大南关入城内向北冲，城西半部顿成水乡泽国，满城等建筑荡然无存。据有关史料统计，自1884年至1949年的六十多年中，发生较大洪水15次，差不多每四年就有一次。
　　宋代太原城城址选择时没有注意防洪问题，“当始经始者，乘用武之后，虑不及远。”城址靠近北部峡口一带的汾河河道拐弯处，这是“汾河由烈石口迤逦而至会城之西，其地北高南低，势如建瓴，一遇夏秋雨潦，冲激之害时所不免。”另一方面，城址本身地势低洼，大南关一带常有积水。明代城区向南拓展后，太原城西临汾河岸线随之延长，而城市受洪水威胁的机遇也就增大。后来城区继续向南发展，给城市的防洪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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