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城址是指城市的具体位置和活动的基本空间。在建城以前,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然后才划定区域,规划设计,修筑高大的城墙,圈定为城市的具体位置。被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中国早期城市的城址。
1.城址选择的原则
平原广阔 平原是中国城市的摇篮。平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丰富,物产丰盈,能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仅土地资源一条就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物产丰盈更使城市的发展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不在平原之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货殖传》中以“都会”相称的城市,共有13处,即长安、洛阳、邯郸、燕(今北京)、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吴(今苏州)、寿春(今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南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合肥、睢阳(今河南商丘)、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就是典型例证。不难看出,中国早期城市是平原孕育起来的灿烂明珠,犹如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闪闪发光。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经110°线以东,只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例外。实际上,关中平原在自然区划上属于华北区的范围。这样说来,上述13个城市没有一个不在中国著名的平原之上。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洛阳、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宛、寿春、合肥都在华北大平原上;江陵、吴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只有番禺位于华南沿海平原。东北平原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平原,由于经济开发较晚,中国早期的城市没有一个首先在这里兴起。正如范蠡对越王勾践所说:“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证明平原自然环境优越,为中国城市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也是中国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水陆交通便利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必须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即交通方便。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涉及到一个广大的面,交通方便就必然成为城市兴起、发展的支柱和杠杆。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一例外,都选址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正如桑弘羊所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州)、蓟(今北京),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这段话极其精确、科学地解释了中国早期城市选址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中国早期的城市大都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春秋战国各国的国都,以及秦汉王朝的首都,如咸阳、长安、临淄、郢、新田、大梁、邯郸、阳翟、蓟等城市,无一不在交通要道之上。这些城市,像咸阳、长安是全国统治的中心,那么,全国的交通网也就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秦代通往全国各地的十条干线,就是以咸阳为中心伸展开去。实际上,秦选择咸阳作为都城时,就是因为咸阳是控制关中东西大道的咽喉。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必须从咸阳渡过渭河,“咸阳古渡几千年”就是明证。属于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在选择城址时也是以它的交通地位为出发点。譬如,齐国占有今山东广大地区,临淄虽然偏处淄河的西岸,但却是古代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由临淄向东,可直达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向西,可与邯郸、洛阳相通;向南,可与彭城相连;向北,可直达渤海湾,由此出海。临淄实际上是山东地区交通的中心。
城市是商业中心,只有把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才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成经济都会。上述著名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邯郸、蓟、临淄、宛等城市,都位于陆路交通干线之上;陶、睢阳、江陵、吴、寿春、合肥、番禺等城市,都位于水路交通干线之上。春秋战国、秦汉以后的城市,其城址选择也都与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
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也有利于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西汉长安城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不仅有全国最多的藏书,而且有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太学规模宏大,其遗址就在今西安西郊高压开关厂附近,汉长安城南安门之外。西汉末年,太学弟子增至三千人。这些人由地方考察,随上计吏进京,其进京路线,恰好就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水陆交通网。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也有类似情况。
城市不仅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必须有广阔的腹地,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须品。中国早期的城市均选址于水陆交通干线上,就是为了就近解决供养问题。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农村供养,而提供供养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水陆交通方便。上述著名经济都会无一例外位于水陆交通干线之上,就是明显的例证。
地形有利,水源丰富 地形指城市周围的地形和城市内的微地形。就周围地形而言,城址必须选择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之中,能够充分防御,以利于城市的安全。因为中国早期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对能否防御尤为重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建都关中平原,就是因为关中平原三面环山、东临黄河,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一座宏伟的城市从关中平原的中央拔地而起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其他城市的城址选择,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微地形往往是城市选址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把城址选择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之中,使城市处于有利地位,即既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能高低错落,宏伟壮观,同时引水也很方便。隋唐长安城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六坡”地形作为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六条东西向的高坡并不是什么优点,但经宇文恺精心规划设计以后,却使长安城大放异彩,增大了长安城的立体空间,居然使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立体化,收到了奇异的效果,气势磅礴,绝无仅有。唐以前的扬州城也倚蜀冈(位于今扬州西北)而立,南临长江,既水路交通便利,又地形高亢,据险而守,雄峙于长江岸上,是重要的经济都会和军事重镇。苏州城址从选定之日起,再未变动过,就是同城址所在地的微地形有利密切相关。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上,水网密集,城址依运河而立,三横四直的运河线就成为苏州城址的基本骨架,前临街、后临河就成为苏州城的基本特点,城址自然再无法转移。
1.城址选择的原则
平原广阔 平原是中国城市的摇篮。平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丰富,物产丰盈,能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仅土地资源一条就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物产丰盈更使城市的发展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不在平原之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货殖传》中以“都会”相称的城市,共有13处,即长安、洛阳、邯郸、燕(今北京)、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吴(今苏州)、寿春(今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南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合肥、睢阳(今河南商丘)、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就是典型例证。不难看出,中国早期城市是平原孕育起来的灿烂明珠,犹如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闪闪发光。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经110°线以东,只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例外。实际上,关中平原在自然区划上属于华北区的范围。这样说来,上述13个城市没有一个不在中国著名的平原之上。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洛阳、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宛、寿春、合肥都在华北大平原上;江陵、吴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只有番禺位于华南沿海平原。东北平原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平原,由于经济开发较晚,中国早期的城市没有一个首先在这里兴起。正如范蠡对越王勾践所说:“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证明平原自然环境优越,为中国城市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也是中国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水陆交通便利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必须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即交通方便。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涉及到一个广大的面,交通方便就必然成为城市兴起、发展的支柱和杠杆。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一例外,都选址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正如桑弘羊所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州)、蓟(今北京),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这段话极其精确、科学地解释了中国早期城市选址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中国早期的城市大都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春秋战国各国的国都,以及秦汉王朝的首都,如咸阳、长安、临淄、郢、新田、大梁、邯郸、阳翟、蓟等城市,无一不在交通要道之上。这些城市,像咸阳、长安是全国统治的中心,那么,全国的交通网也就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秦代通往全国各地的十条干线,就是以咸阳为中心伸展开去。实际上,秦选择咸阳作为都城时,就是因为咸阳是控制关中东西大道的咽喉。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必须从咸阳渡过渭河,“咸阳古渡几千年”就是明证。属于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在选择城址时也是以它的交通地位为出发点。譬如,齐国占有今山东广大地区,临淄虽然偏处淄河的西岸,但却是古代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由临淄向东,可直达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向西,可与邯郸、洛阳相通;向南,可与彭城相连;向北,可直达渤海湾,由此出海。临淄实际上是山东地区交通的中心。
城市是商业中心,只有把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才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成经济都会。上述著名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邯郸、蓟、临淄、宛等城市,都位于陆路交通干线之上;陶、睢阳、江陵、吴、寿春、合肥、番禺等城市,都位于水路交通干线之上。春秋战国、秦汉以后的城市,其城址选择也都与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
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也有利于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西汉长安城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不仅有全国最多的藏书,而且有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太学规模宏大,其遗址就在今西安西郊高压开关厂附近,汉长安城南安门之外。西汉末年,太学弟子增至三千人。这些人由地方考察,随上计吏进京,其进京路线,恰好就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水陆交通网。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也有类似情况。
城市不仅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必须有广阔的腹地,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须品。中国早期的城市均选址于水陆交通干线上,就是为了就近解决供养问题。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农村供养,而提供供养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水陆交通方便。上述著名经济都会无一例外位于水陆交通干线之上,就是明显的例证。
地形有利,水源丰富 地形指城市周围的地形和城市内的微地形。就周围地形而言,城址必须选择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之中,能够充分防御,以利于城市的安全。因为中国早期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对能否防御尤为重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建都关中平原,就是因为关中平原三面环山、东临黄河,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一座宏伟的城市从关中平原的中央拔地而起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其他城市的城址选择,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微地形往往是城市选址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把城址选择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之中,使城市处于有利地位,即既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能高低错落,宏伟壮观,同时引水也很方便。隋唐长安城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六坡”地形作为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六条东西向的高坡并不是什么优点,但经宇文恺精心规划设计以后,却使长安城大放异彩,增大了长安城的立体空间,居然使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立体化,收到了奇异的效果,气势磅礴,绝无仅有。唐以前的扬州城也倚蜀冈(位于今扬州西北)而立,南临长江,既水路交通便利,又地形高亢,据险而守,雄峙于长江岸上,是重要的经济都会和军事重镇。苏州城址从选定之日起,再未变动过,就是同城址所在地的微地形有利密切相关。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上,水网密集,城址依运河而立,三横四直的运河线就成为苏州城址的基本骨架,前临街、后临河就成为苏州城的基本特点,城址自然再无法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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