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城墙(4)
4.秦汉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一统的王朝，把郡县制度推行于全国，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又一次筑城高潮。也就是说，伴随这次筑城高潮，形成又一次城市的大发展。秦在全国设立了48郡。秦王朝到底设置了多少县，历来有争论，杨守敬《秦郡县图?序》认为秦县在800—900左右，可能接近实际。秦王朝在关中地区设置36县，由内史管辖，内史虽掌管京畿，但地位与郡守相当。根据考古发掘，秦代县城城墙周长也就是4千米左右。江苏盱眙发现的秦东阳县城，城垣大部分保存完整，内外城东西并列相连，周长5千米左右。作为关隘的城范围较小，因为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以驻军为主，谈不上是城市。譬如，秦虎牢关城位于大伾山上（今荥阳西北），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就是例证。秦代郡级城市的面积稍大，周长6千米左右，蜀郡成都城可以作为代表。秦代全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首都咸阳。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15千米处的窑店镇、长陵东站和萧家村车站一带。由于咸阳经过三次大规模营造，是否有横跨渭河南北的城墙已不得而知。但咸阳有城，史有明文，白起就是出咸阳城西门十里，被赐死于杜邮亭（今咸阳）。据说在秦咸阳宫殿区以北，已发现一小段城墙，在咸阳原上还发现一条东西干道，宽达50米，也可能是通向城门的干道。秦咸阳的宫殿区主要位于咸阳原上，与《史记》记载相符。经过发掘，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嘴，东西长达6千米的原区，建筑遗址鳞次栉比，构成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仅从宫殿区的长度来看，咸阳城墙的长度绝不少于数十千米。
咸阳既是首都，也是秦代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平面布局、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建筑状况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国城市已向规模宏大、建设壮丽的方向发展。
汉承秦制。西汉时全国所有的县都要建城，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邑，即皇后公主的食邑，与县的地位相当。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县、邑、道（少数民族地区）、侯国共计1587个。也就是说，西汉末年，全国有县级城市1587个。当然，有些边远地区的县经济落后，可能只是一个统治据点，与县级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汉代符合县级城市的数量当在一千以上，超过了秦代。
西汉的县级城市，内地的县城一般范围较大，城墙的周长多超过4千米。如汉河南县城（今洛阳），平面接近方形，墙基宽6米以上，残高0.4－2.4米。周长超过4千米。河北磁县讲武城，平面为方形，周长也超过4千米。当然，有些县城范围较小，如成固城的周长就不足4千米，有的甚至更小。郡级城市规模较大，琅邪郡治东武城（今山东诸城），“周冈为城，周三十里”，代表了西汉郡城的规模。位于边远地区的城，一般范围都比较小，林邑国都浦西城（广西黔江沿岸），城“周八里一百步”；林邑城，“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为不规则菱形，长约800米，宽约500米。长城沿线的城，为了安全，多回字形，中为子城，边长1千米。若无子城，不论方形或长方形的城，边长320—600米左右。这些边远地区的城，是否都发展成为城市，不得而知，而内地的郡县级城均已发展成为城市，其城的大小也就是地方城市的大小，城区尚未突破城墙的限制。
西汉首都长安城和著名王国的都城，可以作为西汉城市发展的标志，因为城的空间大大扩展，城市的范围愈来愈大。
长安城位于西安西北郊5千米处，城周长25.7千米。城墙断续存在，夯土层次分明，墙基宽12－16米，高度当在12米以上。经过实测，东墙长5940米，南墙长6250米，西墙长4550米，北墙长5959米。除东墙为一南北直线外，其他三墙多有曲折，为不规则正方形，故“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被称为“斗城”。汉长安城平地拔起，创立了中国都城的新规制，无论规模、布局、建筑、经济、文化和人口众多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把中国都城和城市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峰。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证明商贾已定居市场。商贾定居市场是亘古以来未有的事情，说明汉长安城的商业十分繁荣。
西汉长安城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规模最大的首都和城市，城区范围大出郡县级城市数倍或数十倍，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的经济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城区向郊外扩展。雍门外有函里，雍门也有函里门之称。便桥（西渭桥）以东有交道亭市，渭桥以北有直市、交门市，证明市区已扩展到渭河以北。
在王国都城中，以梁孝王之都规模最大，位于今河南商丘。因“土地下湿，东都雎阳，又改曰梁”。梁孝王“广雎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使雎阳城竟比首都长安还大。雎阳城的范围如此之大，显然同它位于雎水、雎水运河之间，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奠基时期，那么秦汉就为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样板，使后来城市的模式很少变化。首都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州县以上衙门所在地必然筑城，城墙范围的扩大也就是城市的扩展，几乎毫无例外。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新的工商业城镇兴起之后，这种格局才被打破。也就是说，新的工商业城镇是由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
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一统的王朝，把郡县制度推行于全国，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又一次筑城高潮。也就是说，伴随这次筑城高潮，形成又一次城市的大发展。秦在全国设立了48郡。秦王朝到底设置了多少县，历来有争论，杨守敬《秦郡县图?序》认为秦县在800—900左右，可能接近实际。秦王朝在关中地区设置36县，由内史管辖，内史虽掌管京畿，但地位与郡守相当。根据考古发掘，秦代县城城墙周长也就是4千米左右。江苏盱眙发现的秦东阳县城，城垣大部分保存完整，内外城东西并列相连，周长5千米左右。作为关隘的城范围较小，因为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以驻军为主，谈不上是城市。譬如，秦虎牢关城位于大伾山上（今荥阳西北），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就是例证。秦代郡级城市的面积稍大，周长6千米左右，蜀郡成都城可以作为代表。秦代全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首都咸阳。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15千米处的窑店镇、长陵东站和萧家村车站一带。由于咸阳经过三次大规模营造，是否有横跨渭河南北的城墙已不得而知。但咸阳有城，史有明文，白起就是出咸阳城西门十里，被赐死于杜邮亭（今咸阳）。据说在秦咸阳宫殿区以北，已发现一小段城墙，在咸阳原上还发现一条东西干道，宽达50米，也可能是通向城门的干道。秦咸阳的宫殿区主要位于咸阳原上，与《史记》记载相符。经过发掘，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嘴，东西长达6千米的原区，建筑遗址鳞次栉比，构成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仅从宫殿区的长度来看，咸阳城墙的长度绝不少于数十千米。
咸阳既是首都，也是秦代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平面布局、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建筑状况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国城市已向规模宏大、建设壮丽的方向发展。
汉承秦制。西汉时全国所有的县都要建城，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邑，即皇后公主的食邑，与县的地位相当。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县、邑、道（少数民族地区）、侯国共计1587个。也就是说，西汉末年，全国有县级城市1587个。当然，有些边远地区的县经济落后，可能只是一个统治据点，与县级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汉代符合县级城市的数量当在一千以上，超过了秦代。
西汉的县级城市，内地的县城一般范围较大，城墙的周长多超过4千米。如汉河南县城（今洛阳），平面接近方形，墙基宽6米以上，残高0.4－2.4米。周长超过4千米。河北磁县讲武城，平面为方形，周长也超过4千米。当然，有些县城范围较小，如成固城的周长就不足4千米，有的甚至更小。郡级城市规模较大，琅邪郡治东武城（今山东诸城），“周冈为城，周三十里”，代表了西汉郡城的规模。位于边远地区的城，一般范围都比较小，林邑国都浦西城（广西黔江沿岸），城“周八里一百步”；林邑城，“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为不规则菱形，长约800米，宽约500米。长城沿线的城，为了安全，多回字形，中为子城，边长1千米。若无子城，不论方形或长方形的城，边长320—600米左右。这些边远地区的城，是否都发展成为城市，不得而知，而内地的郡县级城均已发展成为城市，其城的大小也就是地方城市的大小，城区尚未突破城墙的限制。
西汉首都长安城和著名王国的都城，可以作为西汉城市发展的标志，因为城的空间大大扩展，城市的范围愈来愈大。
长安城位于西安西北郊5千米处，城周长25.7千米。城墙断续存在，夯土层次分明，墙基宽12－16米，高度当在12米以上。经过实测，东墙长5940米，南墙长6250米，西墙长4550米，北墙长5959米。除东墙为一南北直线外，其他三墙多有曲折，为不规则正方形，故“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被称为“斗城”。汉长安城平地拔起，创立了中国都城的新规制，无论规模、布局、建筑、经济、文化和人口众多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把中国都城和城市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峰。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证明商贾已定居市场。商贾定居市场是亘古以来未有的事情，说明汉长安城的商业十分繁荣。
西汉长安城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规模最大的首都和城市，城区范围大出郡县级城市数倍或数十倍，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的经济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城区向郊外扩展。雍门外有函里，雍门也有函里门之称。便桥（西渭桥）以东有交道亭市，渭桥以北有直市、交门市，证明市区已扩展到渭河以北。
在王国都城中，以梁孝王之都规模最大，位于今河南商丘。因“土地下湿，东都雎阳，又改曰梁”。梁孝王“广雎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使雎阳城竟比首都长安还大。雎阳城的范围如此之大，显然同它位于雎水、雎水运河之间，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奠基时期，那么秦汉就为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样板，使后来城市的模式很少变化。首都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州县以上衙门所在地必然筑城，城墙范围的扩大也就是城市的扩展，几乎毫无例外。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新的工商业城镇兴起之后，这种格局才被打破。也就是说，新的工商业城镇是由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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