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山水,中国编地理总志;望尽天涯,欧洲写航海游记(5)

他委派女真族人都实前去勘察地形，了解地势，选择合适的地址。公元１２８０年，都实奉诏亲自去了黄河源头。

根据现存的潘昂霄的《河源志》记载，都实经过一番认真地考察之后，认为“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如列星，以故名火燉脑儿，火燉译言星宿也”。

元代另外一部记载河源的著作是朱思本（１２７３～１３３３）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的梵字图书，并译成的中文本。这本书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尚保存有一部分。其中记黄河：“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

按星宿海西南１００余里正是喀拉渠的所在，这就充分说明了在朱思本之前，我国人已考察了黄河正源喀拉渠，留下了有关河源的宝贵记载。

元代还十分重视根据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如山陵、平原、低地和水泽等，安排各种不同的农业生产或经济作物。

元代王祯著《王祯农书》，其中有一篇叫做《地利篇》。它首先叙述了以“土宜”教民的历史，所谓“土宜”指的是如何合理利用土壤，王祯说大禹平治水土之后，后稷教老百姓种植庄稼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视其土宜而教之”。

又说《禹贡》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产，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并说我国“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庄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林”。

王祯讲到“善农者”，即指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的人，都应该去了解“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会之法，以辨其种”，这也主要是说不同类型的地区，各有其所宜生长之物，而只有掌握了这方面知识的人，才能够做到“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

王祯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也就是为了教育人民，要想搞好农业生产，取得稳产高产，必须懂得田地制宜，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益。

王祯所一再强调的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从地理思想的角度而论，就是研究地理需要知道各类自然条件的情况，尽量地利用和发挥自然条件之所宜，以便更好地发展生产。

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地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在今天，我们继承和不断发展这种思想，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元朝的强盛，也对诸如马可・波罗这样的西方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不辞千辛万苦，远涉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其后，又写成一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对东方的强烈的向往之情，对欧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可・波罗先生是公元１３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

公元１２５４年，在风景如画的威尼斯城，尼古拉家族又爆出了“哇”的一声婴儿啼哭声，一个幼小的生命经过十个月的孕育，来到了这个世界，这时天正黎明，一轮灿烂的朝日正从古老的东方喷薄而出，这就预示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必将同东方结下不解之缘。

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马可・波罗。他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窦都是威尼斯的大商人。

公元１２６０年，在马可・波罗６岁的那一年，尼古拉及玛窦兄弟二人到君士坦丁堡去做一笔大生意，后又经过黑海到达了克什米尔半岛，因为遭遇到连年不断的战争而不能按时回国，没有办法，兄弟二人就决定继续东行。

一直行到了中亚布哈拉地方，上天的旨意使他们遇到了一位波斯使者，三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于是饮血为盟，结拜兄弟。

这位波斯使者又带着他们一同来到了繁华的中国，一路走一路唱，进了元朝大都，朝见元朝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非常高兴，设盛大宴会招待了他们，并赏赐大量金银财宝。

后来，忽必烈命令尼古拉兄弟携带他给罗马教皇的亲笔信回欧洲，并命令他们去耶路撒冷这一圣地取回耶稣圣墓上的灯油。

公元１２６９年，尼古拉兄弟二人又回到阔别将近十年的故乡威尼斯，这时马可・波罗已经１５岁。他们在讲述东方的所见所闻时，使马可・波罗简直听得入了迷，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一定要到东方去，一定要到中国去，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誓言，不断地激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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