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山水,中国编地理总志;望尽天涯,欧洲写航海游记(4)

南宋时候的范成大，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取得的，他的旅行范围，虽然没有玄奘西游那么大，但是范成大对于桂林的喀斯特溶洞、峨眉山植物垂直分布等自然地理现象的观察，往往能够深入到成因方面去进行探讨，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例如对于太湖石的成因，他指出这是由于“波涛激啮而嵌空”。他的名著《桂海虞衡志》中就有专门关于“岩洞”和“太湖石”的论述。

且说元代统一中国后，东方和西方之间，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交通，都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盛之期。东西方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使地理学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当时，不少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来于欧亚、亚非以及亚洲各地，并且详实地记录下了各自的旅行见闻，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元代到中亚一带的旅行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需要，他们接受了皇帝的命令从内地一直西行的。

例如契丹族的著名学者耶律楚材和道教首脑人物丘处机，就曾先后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召前往西域。耶律楚材在中亚各个国家一路漫游过去，长达 ７年时间，回国后，将自己旅行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写成了《西游录》。

而由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则是其师傅丘处机以及他本人在撒马尔罕一带游历了约一年时间的真实记录，里面记录了当地大量的风土人情、山川特产、植物动物等。

此后，常德等人又受元宪宗的派遣出访了伊儿汗国，往返共花去一年多时间，足迹最远曾抵达里海以西，这一次旅行的情况，也真实地记录在刘郁的《西使记》一书中。

这一系列频繁的旅行活动和丰富的旅游著作，毫无疑问地，大大充实了关于亚洲腹地的地理知识。

而取道海路，游历了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在元代则有周达观和汪大渊等人。

周达观曾经跟随外交使臣乘着一艘大海船到达了真腊（今柬埔寨），一路辛苦自不必待说，著有《真腊风土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真腊的地理和其他方面的情况。

而随商船远游印度洋沿岸的亚洲、非洲各地的汪大渊。最远已经到达了今非洲的坦桑尼亚，异域的山山水水大大地拓宽了他的地理视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写下了《岛夷志略》。

十年辛苦不寻常，写成文著传后人。周达观和汪大渊等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认识。

元代，西方地理知识的大量传入以及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陆陆续续地前来我国，进一步发展了东西方科学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

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元世祖年至元四年（公元１２６７年），西域人扎马鲁丁曾经制作了一个地球仪，“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这里所提到的“小方井”，很可有能就是经纬线，只是现在已无从证实罢了。

从遥远的欧洲大陆来我国的旅行家中，最著名的要数马可・波罗（１２５４——１３２３）和伊本拔都他（１３０４—１３７８）。

关于马可・波罗的来访，后面我们将有专门的记述，这里不再赘述。

阿拉伯人伊本拔都他，是１４世纪一位比较著名的旅行家。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公元１３４７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从印度来到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和杭州等不少大城市，他的游记形象生动地介绍了欧、亚、非三洲的部分地理情况。

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天下之后，充分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把农业问题摆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他任用当时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负责管理全国的水利工作，鼓励军人和老百姓大量屯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忽必烈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元代的农业、手工业和海陆交通运输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元朝初年的时候，还依照南宋海外贸易的一系列体制，在泉州、上海、宁波等地设置了市舶司，积极主动地与海外发展贸易往来，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

元代的都城大都（今北京），也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中心，不仅如此，它还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外国的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艺术家都汇聚在这里，大家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雄心勃勃，很有一番英雄气概。他曾经决定在黄河发源的地方营造一座城池，以便于边民之间的互相贸易和各方朝贡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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