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山水,中国编地理总志;望尽天涯,欧洲写航海游记(3)

原来，雁荡山是由白垩纪（距今１４０００万～７０００万年）的性质坚硬致密的流纹岩组成。白垩纪末第三纪初，这一带的地壳发生不均匀上升，而后遭受一种强大的外力侵蚀，从而形成平坦的剥蚀面，在现代地貌学上，把这种地形叫做古夷平面。

毫无疑问，古夷平面标志着一个地区的地貌发育阶段。在恢复地理环境，确定地貌发育分期的研究上，识别出古夷平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沈括没有明确地提出古夷平面这个名词，也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有关古夷平面的理论，但他已经观察到了这类现象，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一次，沈括骑着一匹瘦马，古老的夕阳挂在头顶上，他沿着太行山北行，猛然看到“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他猛然顿悟，“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进而，推断了整个华北平原的形成过程，认为华北平原“皆浊泥所湮耳”，即华北平原是黄河、漳河、滹沱河带来的泥沙沉积而成。

沈括还引用“尧殛鲧于羽山”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说的是鲧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后被舜杀死在羽山，说羽山本在东海中，今乃在山东郯城东北或蓬莱东南，其原因就是沧海变成了陆地，羽山也就成为大陆的一部分了。

沈括对河流的侵蚀堆积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联系在函谷关和河南陕县看到的河流，那里“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沈括认为流水的冲刷力是相当强烈的，地球表面也可以被它切割成幽深的谷地，有的河道甚至低于地面一百多尺。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河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滚滚东流，泥沙沉积而成陆地也就是必然的了。更何况黄河、漳河、滹沱河等都是含沙量非常大的河流，它们所带来的大量泥沙足以堆积成华北平原。

沈括是一个苦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体弱多病，有好几次几乎被死神夺去了生命。１８岁那年，因为常常在油灯下写字眼睛高度近视，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瞎子。

然而，沈括没有向命运屈服，当他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咽喉，顽强地站立了起来以后，他一方面刻苦地锻炼身体，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去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他的父亲沈周曾在不少地方担任大大小小的官职，年少的沈括跟着父亲走南闯北，遍览名山大川，每到一地总是不辞劳苦，四处寻访，看到不知道的东西就虚心向人请教，多问几个为什么。直到晚年隐居于梦溪园（今镇江市东郊），仍然笔耕不止，潜心著述，写成了《梦溪笔谈》这一不朽的科学巨著。

《梦溪笔谈》对我国古代地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除自然地理外，还涉及地质矿物、古生物学，以至历史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

浓括还对地图的测绘，以及制图都独创一格。

他研制成功了立体模型地图，发展了南宋谢庄制作的《木方丈图》。他在视察定州（今河北定州市）西部山区时，详细地测绘了那一带的地形，然后试着用熔蜡在木板上模拟山川地势制成立体模型。这种模型轻巧、醒目、有立体感，类似今日作战用的沙盘，对当时训练官兵，指挥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当时朝廷的高度重视。宋神宗就曾经通令边地和州郡加以仿造，缴内府收藏，从此，立体地图模型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应用和推广。

且说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人利用磁铁造成一种指示方向的工具，并且把它叫做“司南”。它的形状像一把勺。司南须放在一个光滑的“地盘”上。先把地盘放平，然后再慢慢转动司南，待他停下来时，勺柄的指向就是南方。

到了北宋的时候，指南针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时航海上所使用的是水罗盘。指示方向的磁铁已经由勺形改进成针形，就如同《梦溪笔谈》中所说的那样：“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把横贯着灯芯的磁针浮在水面上，与２４向的圆形方位盘相配合，就是“浮针辨四维”的水罗盘了。

晋朝的法显从印度取道海路回国时，说在海上航行“不认东西，唯望日月星辰而进”。日本僧人园休所写的《八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说在海上遇到阴雨天气，无法辨认航向，只得沉石停船等候天晴，北宋朱彧在他所著的《萍洲可谈》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因此，最迟在北宋的时候，我国已经在海船上广泛使用了指南针。

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对于地理知识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宋、元之际，我国航海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随之也就出现了不少记述海外情况的著作，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等。不过，他们都没有到过海外，只是听说或者是从书籍上得到片语而已。

元代，指南针成为海上指航的首要依据，不论什么样的天气，阴或是晴，碧空万里或是大雨倾盆，都使用指南针。

这时候编制的《海道经》和《大元海运记》留下了关于罗盘针指路的宝贵记载。而亲自到过海外的元代周达观和汪大渊，曾分别著有《真腊风土记》和《岛夷志略》。《岛夷志略》中记载的层摇罗，据考证就是现在非洲东部的桑给巴尔。

指南针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后，对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地理视野的开扩起了更为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哥伦布开辟通向美洲的新航路，还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实实在在地第一次发现了地球，用于海上航行时辨别方向的仪器就是指南针。

同时，对于长江水文的观测，宋朝时有很多记洪水和枯水水位的题刻。据不完全统计，分布在长江干流和支流的洪水题刻，大约有１０００处。时间最早的是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１１５３年）６月１７日的一次。

题刻长江枯水水位的也比较多，光是在宜昌至重庆之间就有３６２段。现存的枯水题刻，以四川涪陵县白鹤梁最为著名，这里的题刻群长约１６００米，在白鹤梁沙岩上刻鱼形为标记，断断续续记载了自从唐朝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以来１２００多年间的枯水水位年份。

关于长江历史上所发生的洪水和枯水水位的记载，为掌握长江水文的变化规律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自《汉书・地理志》开创的沿革地理，到了宋代也特别发达起来，这很有可能是印刷业的发展和宋代疆域问题比较突出的原因所促成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代沿革地理的发展，首先需要提到的是郑樵在《通志》中写的“地理略”和“都邑略”。前者考证了历代的疆域沿革，后者叙述历史的都邑。其次是沿革地理专著的编写。如吴澥著的《历代疆域志》和杨湜的《春秋地谱》等。前者是通论历代疆域沿革的著作，后者则是专论春秋一代的疆域地理。

宋代沿革地理的发展，还表现在能够结合重要史书进行沿革地理研究。如王应麟的《通鉴地理考》和《通鉴地理通释》都是结合《资治通鉴》的研究。另外，宋代还进行了大量的沿革地图的绘制。如宋人编绘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就是一部历代疆域沿革图，并且是流传至今的一部时代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图经”或“图志”的出现，在地理著作的发展过程中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这种形式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有利于加强地理著作的科学性。

到了南宋的时候，文字的部分大量增加，地图与文字常常被完全分开。“图志”之名已不符实，便只好称为“志”了。这时在南方地区地方志的编修之风日渐盛行，并且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格式和体裁。

地方志的内容，虽然包含有不少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资料，如位置、疆界、自然条件、物产、居民和道路，但也更多地记载了职官、科举、人物、艺文等历史情况，使地方志更具有历史著作的特点，而编修地方志的也多为历史学家。

如果说地理学在我国最初与天文一起相提并论，所谓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那么，后来由于地理著作中史学内容的逐渐增加，地理同历史的关系也就日益密切了。

我国地方志的编修，自宋以后，数量便大大增加，这同宋代南方经济繁荣和印刷业的高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代，府、州、县、监以及镇一般都有志，不过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了，绝大部分都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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