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绪论(6)

（三）植物学的发展简史

　　植物学也像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植物学的历史，也反映了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历史。

　　植物学的发展，是和生产实践分不开的。早期的人类，在接触和采收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有关植物的知识。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人类从事农牧业生活后，对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生活习性、形态结构以及它们和外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社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不断地提高，植物学就在生产活动中，逐步地成长和建立。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是研究植物的最早国家之一。约在两千年前，《诗经》就已经提到了200多种植物。在农、林、园艺方面，公元6世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概括了当时农、林、果树和野生植物的利用，提出豆科植物可以肥田，豆谷轮作可以增产，并叙述了接枝技术。其他如郭橐驼的《种树法》、王桢的《农书》等，都是很好的农业植物学。明代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639），共60卷，总结过去经验，并提到救荒植物，是这方面集大成的著作。其他有关果蔬、花卉等的著作，为数更多，如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唐代陆羽的《茶经》、宋代刘蒙的《菊谱》、蔡襄的《荔枝谱》、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清康熙时的《广群芳谱》、陈淏子的《花镜》等，都是有名的专著。在药用植物方面，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积累了古代相传的药用植物的知识。以后历代都有专论药用植物的“本草”问世，其中以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1578）为最著名，他深入民间，以30年的艰苦努力，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著作，全书152卷，自第十二卷至三十五卷全属植物，包括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共1173种，描述较详，内容极为丰富，为世界的学者所推崇，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清代吴其濬（1789—1847）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1848），为我国植物学又一巨著，记载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共1714种，图文并茂，为研究我国植物的重要文献。

　　国外学者对植物学的发展，也从不同角度作出了重大贡献。16世纪末，意大利西沙尔比诺（Andrea Cesalpino，1519—1603）的《植物》（De plants），以植物的生殖器官作为分类基础，他的见解使植物学和实用的本草区别开来，对以后植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17世纪，英国虎克（Robert Hooke，1635—1703）1665年利用显微镜观察植物材料，推动了以后对植物显微结构的研究。植物细胞学、植物组织学、植物胚胎学和藻类学、细菌学、真菌学、苔藓学等都相继得到发展。18世纪，林奈创立了植物分类系统和双名法，为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定了基础。19世纪，德国施莱登（Matthias Schleiden，1804—1881）和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首次提出了“细胞学说”，认为动、植物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细胞。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出版，他的进化论观点，大大地推动了植物学的研究。以后不少学者都从各自的领域相继做出了贡献。

　　19世纪中叶，李善兰（1811—1882）与外人合作编译《植物学》一书，该书是根据英国林德勒（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中的重要篇章编译而成，共八卷，为我国第一部植物学的译本。该书的出版，传播了近代植物学在实验观察基础上所建立的基本理论，对发展我国近代植物科学起了积极作用。该书所择细胞、心皮、子房、胎座、胚、胚乳等名词，至今沿用。“植物学”这一名词，以后也为日本科学界所采用。在植物学上，我国古代学者的辉煌成就，值得我们自豪。宋代刘蒙在《菊谱》（1104年）中已经指出：“花之形色易变”、“岁取其变以为新”。这种以变异为材料，通过人工选择，可以形成新的生物类型的思想，和达尔文的理论十分一致。

　　五四运动（1919）以后，我国开始有了植物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大学也开设了植物学方面的课程，我国学者才开始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近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以毕生的精力，为我国植物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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