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形状(4)
光绪三十年(1904年),经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山东巡抚周馥奏准,在济南自开商埠,奏文称:“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在又为两路(胶济、津浦)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运输至为便利,亟应援照……开埠成案,以期中外商民咸受利益”。勘定商埠界址在旧城西关外,东起十王殿,西抵大槐树,南到长清大路,北以铁路为限,南北长2里,东西宽5里。商埠选在旧城西部,同样是济南西部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因为南有群山,地势崎岖不平,北为沼泽,又限于黄河,难以扩大市区,开辟商埠。而城西水陆交通方便,地势平坦,面积广阔,是理想的开埠地区。至1916年,商埠建成区的范围为经一路、经二路、纬一路至纬五路,人口达到15万。以后又向西展至纬十路,向南展至纬七路。到1921年,人口达到20万。津浦、胶济两线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埠的推进方向。宣统元年(1909年),以修建一大马路和二大马路可以看出东西街市平行于津浦线,由近而远,从北向南的推进次序。同时受东西老城区的制约,从纬一路开始,渐次修建纬二、纬三……纬十路,可见纵向街市以老城区为基点,由东向西推进。从总的方向看,则表现为从东北向西南推进。“千余年来古坟荒郊之草地”,迅速变成建筑华丽,马路纵横,中外商人渐藏于市的繁华世界。津浦、胶济两线是支撑济南老城和商埠的杠杆。因此,商埠区、老城区和铁路线之间的地段,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商民聚集区。商埠区和老城区之间的地带,在抗日战争前夕,已完全连成一片。“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嗣后开辟了南商埠和住宅区。到建国前夕,市区建成面积为23.2平方千米。建国后,城区除继续保持沿胶济、津浦线推进的趋势外,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区拓展以东部为主要方向,因为东部的土地面积比较广阔。
今天济南的建成区面积已10倍于老城区,主要市区在胶济铁路、京沪铁路以南和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形状极不规则。因为它以铁路为骨架,铁路伸延的方向,也就是市区扩展的方向,城市的形状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不规则形。
武汉三镇原有三城,明代中叶以后的武昌城接近南北向的长方形,汉阳城接近圆形,只有汉口堡城仅有西北城垣,而缺失东南城垣,谈不上是什么形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江航运的发达,武汉三镇的地位迅速提高,尤其是汉口更后来居上,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镇之一,市区扩展与日俱增。
明代曾对武昌城,汉阳城扩建、修葺,使武昌城囊括蛇山,汉阳城地跨凤栖山东部,但最突出的扩展是汉口的崛起。明代中叶,汉水自郭师口直冲入江,汉水主泓改经龟山北麓,使汉口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汉水南道的大部分仍以湖泊(月湖)形态存在,在月湖入江口与汉水入江口之间的滨江地带,靠近汉口港口,成为船舶舟楫停泊之所,逐渐发展成为城区。汉口在明洪武年间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芦洲,在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短短数十年,就发展成一个拥有数千人口的商业集镇。汉口市区顺长江、汉水沿岸的自然堤伸展,并向西北方向推进。汉水改道也对武昌城区产生了间接影响,因为汉口港口条件改善后,商舟多泊汉口汉阳。尤其是明末鹦鹉洲被冲蚀掉,更使武昌的港口条件丧失殆尽,遂导致了南市的衰落,但南市地域仍为武昌市区的一部分,鹦鹉洲、金沙洲上的建筑则沦于江流。清初在武昌城北开凿新河,企图以此来挽救武昌业已丧失的港口条件,又导致了塘角市场的兴盛,使武昌城区自草埠门外沿长江之滨向北推进到今三层楼一带。清初在靠近汉阳的江面上,新淤成一个洲(即新鹦鹉洲),后来修筑拦江堤,它被拦隔在堤外,与河漫滩连接在一起,逐步演变为汉阳城区的一部分。
汉口城区的扩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明末崇祯年间在汉口上起硚口、下至堤口(即今长堤街)一线修筑袁公堤,消除了来自汉水硚口上流的洪水威胁,民居市肆迅速集中,到鸦片战争前汉口城区已延及袁公堤内,面积约11.2平方千米。后来玉带河因泥沙淤积,阻塞不通,当地居民便架屋其上,使原玉带河河面也成为城区的组成部分,城区继续向西北扩展,最终导致了汉口堡的撤除;1905年修筑张公堤,自广福寺至岱家山,全长30余里,防止了后湖水向汉口城区的倾泄,使堤内数万亩洼地变为良田,为汉口城区继续向西北方向扩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汉口城区又得到很大发展。到清末民初,汉口城区已扩展到28平方千米,其中包括方圆数千亩的原租界区。当时的租界区位于汉口镇以下沿江七八里的地方,本为田野荒地,在设立租界的数十年间,迅速演变为新的市区。
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武汉城区没有大的扩展,甚至原有城区还有荒废现象,如武昌徐家棚一带,曾辟有公路,但到建国前夕已荒草没胫。建国后,武汉的城市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区才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规模和态势。从整体上看,武汉城区的主体呈微微北偏东的大十字形,长江沿线城区与汉水及其延伸线武珞路,珞瑜路沿线城区在龟蛇二山附近交叉。武汉城区这种格局是由于城区顺长江、汉水沿岸伸展所致。宋代著名的南市就是在武昌城南沿江伸展的,后来由于新河的开凿,武昌城区又自武昌城北门外起沿长江之滨延伸到三层楼一带。汉阳南郊的两湖一路、两湖二路、两湖三路、新五里等街巷名称的命名,就是汉阳城区沿长江之滨向南展布的生动证明。迟至晚清,汉口城区沿汉水沿岸还只扩及到硚口一带,但后来汉口市区自硚口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古田一路、古田二路、古田四路先后成为城区,并向陈家墩以远发展,表现出沿汉水北岸展布的规律。此外汉口各国租界的布设,在汉口老城区以北长江西岸呈线状分布,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武汉三镇位于汉江与长江的会合处,汉江、长江航道的变迁对武汉三镇的布局影响极大。也就是说,武汉三镇是沿汉江、长江布设的,市区愈扩展,形状也愈不规则。尤其是把武钢摆在青山区,避免了环境污染,但现在已与市区连成一片,使武汉的形状就更加不规则。
除上述省会城市随着城区的扩展变成不规则形状外,一些地区性的城市也有类似情况,而且作为形状不规则的城市也很典型。
泉州城位于晋江平原,唐代首先筑城。唐代的泉州城后来称为子城,位于今泉州的中部,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随着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泉州城区不断向西部、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发展,形成新的市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经商的蕃坊就在城南一带,成为最繁华的商业区。唐开元时修建罗城,由于城墙随新扩展的市区修筑,成为不规则形,西南、东南向外突出。唐末王延彬扩展西北罗城,使城西北向外凸出。宋代陈洪进扩泉州城,包崇福寺于松湾,使泉州城又向东北方向突出。南宋时游九宫增筑东南一带翼城,“东起吾浦,西抵甘棠桥(临漳门外第一桥),沿江为蔽”,把城东南一带的新市区包入城内。元代修筑新罗城,使城区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向外突出,泉州城市更加成为不规则形。明清的泉州城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城,但泉州已失掉了第一大港的地位,商业已经衰落。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泉州的城墙已被全部拆除。泉州城区不断向晋江方向扩展,显然是与晋江航道和港口有关。当然,最早的城门是城市出入的主要通道,市区沿出入城门的干道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的泉州城区仍为不规则形,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区扩展仍以南部、东部为主要方向。随着泉州、晋江、石狮高新技术走廊的建成,泉州城市会更加繁荣,城市的不规则形状也就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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