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形状(3)

　　山城也往往成为不规则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会处一个半岛上，城市建于山上，城墙周十二里六分，门十七，九开八闭，俗以为九宫八卦之形，环江为池，形成不规则的城市。像重庆这样的不规则形山城，完全是受两江和山地地形制约的结果。今天的重庆市更沿长江、嘉陵江发展，形状愈加不规则，体现了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重庆相似的还有四川万县、江西石城等。纯粹受山地地形限制的城市有四川西昌、雅安，山西石楼等，也都是不规则城市。石楼城周三里三十步，建于唐代，明重修，沙河绕城以为池，完全依河而筑，弯弯曲曲，说不上是什么形状。

　　在不规则的城市中，还有一种类型，即两城并列，从单独一个城看，形状是规则的，把两个城合起来看，形状就不规则了。譬如今天的呼和浩特，是由历史上的绥远、归化二城演变而来的，二城基本上都是方形，距离甚远，连为一个城市就成为不规则形。绥远城在东北，归化城在西南，前者大而后者小，后来归化城外发展较快，使该城成为不规则形。归化城也就是明代时蒙古俺答汗所修建的板升，是蒙古地区最早出现的城郭之一。板升即蒙语屋、建筑物的意思。类似这样的城市还有甘肃夏河、平凉，陕西安康等。

　　到了近现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代城市多成为不规则形，几乎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今天的西安市本来是东西向的长方形，直到建国初期，除四关外，市区仍未超出城墙的范围，建成区仅13.2平方千米。经过建国后40余年的建设，东、西、南、北郊都有很大发展，东到纺织城，西至三桥镇，南逾电视塔，北超龙首村，东、西、南、北各数十里，已经很难说它属于什么形状，只能说是不规则形。而且，今天的西安市还有飞区阎良，更使它的形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清代太原城基本上维持明代的规模，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顺治六年（1649年）在城西南角划出一块地方修筑满城，南北长二百六十七丈，东西宽一百六十一丈六尺，周围共八百四十三丈四尺。明代的南关城在明末战争中遭到一定破坏，顺治十七年（1660年）巡抚白如梅“修筑东西墙接大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官府在小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一带设机器局，北门外一带形成了新的城区。这说明由于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城区拓展速度加快，并逐渐冲破城墙的束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铁路线穿过太原城区东部，车站设在承恩门外（又称新南门、首义门）。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铁路沿线城区迅速拓展，居民点迅速增多，城墙内的街道从南、北、东三个方向伸展出去。火车站附近的首义关街、晋西路、桥头街日益兴盛起来。城市人口也迅速增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太原城四关之内共有3万人，到清末时已发展到5万人。到1936年，太原市辖区东至把儿沟，西至汾河边，南至大营盘，北至新城，总面积约15平方千米。1949年，太原房屋建筑面积为300万平方米，人口21万。1949年后，太原城区在继续向南北推进的同时，城区迅速拓展到汾河以西，逐渐形成一座跨河而建的城市。

　　今天的太原市，其建成区早已越出城墙的范围，向南、北、东三个方向发展，尤以南北伸延最远。老城区只有8平方千米，而今天以老城区为中心的汾河以东建成区，大约7倍于老城区，形状为南北向的长条形，极不规则。由于汾河以东可利用的土地已基本上被全部利用，太原市只能向汾河以西发展，今天汾河以西的建成区已三倍于老城区，也是沿汾河作南北向展开，从而使太原城跨河而立，汾河纵贯市区，形状更加不规则。

　　明清的济南城，形状接近方形。明洪武四年（1371年），包砌砖石，城周十二里四十八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济南城区向四郊扩展。

　　济南的四座城门在城区拓展中，由于受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不处于相等的地位，西郊的发展最早也最快，北关的发展则是相当缓慢。由于城内大明湖的存在，北门是水门，“启以季春，闭以孟冬”，不利通行。北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湖泊沼泽区，“多陂泽，多斥卤，多砂砾”，故开发较晚，直到清朝末年仍然人口稀少，经济萧条。济南座落在东西交通大道上，东门和西门在城市对外交通中地位重要，尤其是西门，由于泺水连通大清河，后来又是小清河的源头，有舟楫之利，因此西门可以说是城市对外交通的水陆枢纽。元初大批西域穆斯林商人来济南经商和定居，西郊是穆斯林的一处聚集地，杆石桥东建有清真大寺，形成了“回回街”。明代济南成为省会后，由于官署衙门大量迁入济南，特别是明德藩王宫的修建，使城内空间拥挤不堪，一些住户、商人、官僚，甚至行政机关，只好在城郊选址建房，致使城郊迅速形成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对济南城来说，以东、西、南城门为中心形成三条关外大街，然后又以关外大街为主轴，形成次级街巷。离城门愈近，交通愈方便的地方形成居民区也越早，反之，居民区形成就比较晚。在西郊，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趵突泉，这里水源丰富，航运方便，风景秀丽，又距西门较近，因此很快形成以趵突泉为中心的稠密居民区。明末趵突泉周围居户已达数百家。在康熙九年（1670年）的一次大风雨中，“趵突泉水溢，飘没庐舍无算”。乾隆中叶趵突泉周围有20条街巷，达到1208户，4738人。人口稠密，可见一斑。西郊地理条件优越，是济南市最早转化为市区的地方。由于明清时为安插官署而迁出的寺观多数都建于南郊，济南南郊居民虽少，但寺观之多却为四郊之首。尽管南郊近南山，地势高亢，道路坎坷崎岖，但也少有水患，并且北有城河，东有黑虎泉群，水源也容易解决，具有定居的许多有利条件。加之南门是南山木材、薪柴、山货等进城的主要孔道，更加促进了南郊的发展。而且南关还是驻军区，营房密集，人数也很可观，乾隆中叶，南郊有21街巷，1117户，4851人。东关发展缓慢，据记载宋人曾在东门外建净居寺，明末刘敕在东门外建有别墅一瑞园。但直到乾隆中叶，东郊只有7条街巷，不足600人。这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特别是东南山区山水冲沟经过东关，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洪水的冲没，发展缓慢也很自然。另外，东门外偏北靠近人烟稀少的湖泊沼泽地带，门内又有大明湖，也是城内居户稀少的地区，这都制约着东郊的发展。清咸丰年间，捻军围攻济南，团练大臣杜鄂，“因关厢无障蔽，督绅董筑土圩以环之，周四十里”。这就把东、南、西三城郊以及北郊的大片土地围进圩内，大致北到水屯，东到柳行头。同治时为加强防御改筑石圩，“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面，减圩之三”。石圩的修筑，标志着城郊已经成为市区的一部分，石圩也就是城区扩展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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