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规模(4)

　　作为首都和地方政治统治的中心城市，设置有完整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均有自己规模宏大的衙门和附属机构，占地广阔，自不待言。像汉长安未央宫达5平方千米，长乐宫达6平方千米，唐长安的宫城达4.2平方千米，皇城达5.2平方千米，北宋皇宫0.375平方千米，明清北京紫禁城0.7平方千米，它们几乎与县、府州城的面积相当，加上其他附属机构，仅各级官僚机构衙门所占的地盘就十分广阔，城自然要修筑得很大才行。

　　与此同时，皇族人口众多，王府林立，也必须在城内占有地盘。佛道僧尼、传教士云集，各有自己的寺庙，占据的地盘之广更为可观。唐长安城有多种寺庙150余座，像慈恩寺分为10大院，章敬寺分为48院等等，都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其气魄几乎与皇宫无异。北魏洛阳城有佛寺1367座，占地之广就更可想而知了。驻军众多，也需要建立许多兵营，像唐长安城禁军12万，北宋开封城禁军80余万，都需要占据一定的地盘。

　　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工商业者政治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视为末业，但他们都是真正的富有者。由于有金钱作后盾，富商大贾交通王侯将相，“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其政治地位不亚于王侯将相，“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因此各个城市都有大批的手工业作坊和广阔的商业市场，工商业者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清代苏州城的东半部，机户就不少于万家，织机约1.2万余台，加上机工，其人口约有数万。商业利润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正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于商业利润丰厚，出力少而获利多，自古以来经商的人数就十分可观，不畏艰险，走遍天下，形成庞大的商人阶层。就一个城市来说，商人在城市人口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市场的范围也比较广阔。唐长安城有东西两市，各占有两坊之地。每个市大约占地1.4平方千米，两个市就将近3平方千米，几乎与府州城的面积相当。市场繁荣，人口众多，西市“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工场、市场广阔，工商业者众多，又必须把它们包入城内，城也就不能不建得很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旧的城区已被突破，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后来加筑城墙，使城区不断扩展。清代时济南城关厢商业发展较快，城外人口不断增多，咸丰年间，因捻军围攻济南，遂把东、南、西三面及北郊的大片土地圈进圩内，扩大了城区的范围。同治年间，为加强防御能力，改筑石圩，“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面，减圩之三”，使城区大约扩大了一倍左右。明代的北京城南为运河必经之地，商业发达，人烟稠密，为了首都的安全，嘉靖年间决定加筑外城，先筑南面。后来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也只完成了南面外城，也就是明清时北京的外城。明代加筑外城，使北京城区向南扩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见商业发展是城区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城市规模宏大的基本因素。尤其是近代工商业占地广阔，规模较大，更需要修筑规模宏大的城墙。

　　中国城市是从农村派生出来的特殊的地理空间，始终与农村未能割断关系，城市居民中有相当数量就是农村人口，增大了城市的居住区，城区规模也就相应的增大。战国时，齐国的临淄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但城内居住有大批农民，而且多居住在城门附近，便于到城外去耕田。实际上，就连统一王朝的著名都城，如汉长安、唐长安、宋开封、明清北京城内，都居住有农业人口，然后到郊区去耕田。这就是“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老传统。唐长安城内南部“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自然是城内的农民去耕种。省、府州、县城中的农民更多，自不待言。像建国前扶风县城北街、南街和西街，大都居住着农民，分别出北门、南门、西门去耕田，就是典型例证。正因为城市人口并非单一的居民，而有大批的农业人口，增大了城市人口数量，城的范围也就相应的增大。

　　当然，造成中国城市规模宏大的原因很多，除上述原因外，也同中国统治阶级不爱惜民力、好大喜功的主观因素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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