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类型(9)
上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尽管形成的时间不同,但均设有市场,或设有多处市场,作为交易的中心。
中国的都城设市始于西周的丰镐,所谓“前朝后市”就是证明。秦咸阳有市史有明文,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秦公子12人被戮于咸阳市,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汉长安城有9市,一般认为即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柳市、直市。东汉洛阳有金市、马市、南市。六朝时的建业和建康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隋唐长安有东市和西市。宋元明清的开封、杭州和北京,市场更多,沿街布设,各有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已沿街设置,与今天各个城市的商业街十分相似。
西周以后,中国的都城不仅设市,而且管理甚严,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周礼》就有司市,专门管理市场。规定“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由于交易定时,交易者“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西汉长安市场设有市长,京兆尹领长安市。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从汉代末年起,商贾定居市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陈直先生认为,“方”为“九”字之误。由于商贾定居市场,管理的任务更大,制度更加严密。六朝的建康大市“备置官司”。隋唐长安市场设置东市局、西市局、东平准局、西平准局,均隶属于太府寺。两市还有市署令,“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薄”。北宋开封设置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物皆隶焉。”尽管从宋代起,市场已沿街布设,但由于税利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市场的管理一直是很严格的。元明清的北京,对市场管理和征税的制度更加严密。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提举”,每个市场都设专官管理。元代还在大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设警巡院,有102个城市设录事司,使中国城市有了自己的建制,即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府一样。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更是一件大事,证明中国城市已向政治独立、经济完善的方向发展。明代初年,在南京设置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迁都北京后仍沿用这种办法,对物价管理极严,“每三日一次校勘”。清代北京市场管理和征税,先归户部,后归地方官兼领,即归顺天府所辖之大兴、宛平二县分管。中国的首都尽管以政治功能为主,但市场既关系到京城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又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受到重视,《周礼》规定的管理机构及职能一直延续下来。像《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即管理与平准物价,一直是市政机关的主要职能。过去所谓的“质剂”,也就是平准物价。
中国的都城设市始于西周的丰镐,所谓“前朝后市”就是证明。秦咸阳有市史有明文,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秦公子12人被戮于咸阳市,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汉长安城有9市,一般认为即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柳市、直市。东汉洛阳有金市、马市、南市。六朝时的建业和建康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隋唐长安有东市和西市。宋元明清的开封、杭州和北京,市场更多,沿街布设,各有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已沿街设置,与今天各个城市的商业街十分相似。
西周以后,中国的都城不仅设市,而且管理甚严,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周礼》就有司市,专门管理市场。规定“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由于交易定时,交易者“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西汉长安市场设有市长,京兆尹领长安市。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从汉代末年起,商贾定居市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陈直先生认为,“方”为“九”字之误。由于商贾定居市场,管理的任务更大,制度更加严密。六朝的建康大市“备置官司”。隋唐长安市场设置东市局、西市局、东平准局、西平准局,均隶属于太府寺。两市还有市署令,“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薄”。北宋开封设置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物皆隶焉。”尽管从宋代起,市场已沿街布设,但由于税利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市场的管理一直是很严格的。元明清的北京,对市场管理和征税的制度更加严密。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提举”,每个市场都设专官管理。元代还在大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设警巡院,有102个城市设录事司,使中国城市有了自己的建制,即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府一样。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更是一件大事,证明中国城市已向政治独立、经济完善的方向发展。明代初年,在南京设置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迁都北京后仍沿用这种办法,对物价管理极严,“每三日一次校勘”。清代北京市场管理和征税,先归户部,后归地方官兼领,即归顺天府所辖之大兴、宛平二县分管。中国的首都尽管以政治功能为主,但市场既关系到京城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又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受到重视,《周礼》规定的管理机构及职能一直延续下来。像《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即管理与平准物价,一直是市政机关的主要职能。过去所谓的“质剂”,也就是平准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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