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旺发达的工农业生产

作者：地理人来源：未知时间：2022-02-19 阅读：次字体：大中小在线投稿

六、兴旺发达的工农业生产

（一）地位突出的亚热带大农业

中国的亚热带面积辽阔，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我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壮丽山河中的一块瑰玉，是我国大农业生产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１．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

我国亚热带是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尤其是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是发展农业极适宜的地区。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古代先民就创造了水稻生产文化，几乎与北方黄河流域同时开始农业生产，成为我国创造光辉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１）悠久的水稻栽种历史

１９７３年，在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鉴定其年代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在这个遗址里，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的遗存堆积，其堆积层的厚度达到１０—５０厘米。其中的谷壳和稻叶还保持原有的外形，有的稻叶色泽如新，有的稻谷稃毛还清晰可见，稻粒已经炭化。伴随着这些谷物资料出土的生产工具，有斧，■，凿，还出土了７０多件适于水田耕作的耕具——骨耜。此外，还发掘出大批家猪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充分地证明了六七千年前，我国长江下游一带，就已经发展到使用骨耜翻耕土地，普遍种植水稻，并初步发展了农牧结合类型的原始农业阶段。从而也证实这里是我国水稻的起源地。

在湖北京山发掘的屈家岭遗址，距今约５０００年左右，遗址上发现有大量稻谷的印痕。在遗址５００多平方米的烧土内拌入了密结成层的稻谷壳，经鉴定属于粳稻。在遗址上还发现了猪和狗的遗骸。说明这一带地方当时就是以稻作为主的农牧混合型农业。与屈家岭文化处于同一阶段的还有在湖南澧县三元宫、四川巫山一带的遗址。出土的石器，以磨光的石器为多，还有少量孔石斧，石镰和石铲。

本区的华南地区，气候高温多雨，土壤肥沃，也是发展农业的适宜地区。这里农业的起源稍晚于长江流域，从已发掘的遗址看，广东的石峡遗址，距今约有四五千年；云南的白羊村遗址距今约４０００年；福建的昙云山遗址距今约３０００年左右。从广东石峡遗址的墓葬、窑穴、砌灶的泥巴和建筑遗存的烧土中发现了不少栽培稻实物，包括已炭化的米粒、稻谷、稻壳和稻秆。经鉴定有籼型稻和粳型稻。说明广东地区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产生了以稻作为主的原始农业。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前２２１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北方农业生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南方农业生产进展较为缓慢，当时的楚国领土辽阔，南部多沼泽、沮洳地带，又缺乏劳动力，垦荒数量有限，故农业进展不大，农业发展程度低于北方黄河流域。公元前二世纪，《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到过南方一些地方，他在书里这样写道：“楚、越之地（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这句话正是当时的写照。广大的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所以，战国时期这里被认为是田地最差的地区。我国古代著名的典籍《禹贡》将全国的土地分为三等九级，梁州（今四川等地），荆州（今湖北、湖南等地）和扬州（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田地，则都列为下等。扬州是下等之中的下等，也即所谓“下下”的田地。

随着铁器在南方比较广泛地使用，农业生产才有了大发展。大致从秦统一全国以后，南方的经济才得以较快的发展。有了铁农具，丘陵地区的土地才能开垦为农田，使用了铁犁和牲畜动力，土地和作物的增产潜力才有进一步发掘的可能。这些可能在南方随着劳动力的补充，逐步成为现实。这时期，长江下游的广大沼泽地带修建了许多大小排水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低湿沮洳面貌，但还远远没有大量开发，这是本区从秦到两汉时期农业开发的形势（公元前２２１—公元２２０年）。

东汉末年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２２０年—５８１年），黄河流域由于长期战乱，古代农耕中心遭到严重破坏，中原人民纷纷向长江流域迁徙。尤其是西晋王朝（公元３１７年）覆灭后，北方中原各少数民族上层因相互争权引起了长时期大规模战乱的局面，渡江南来的中原人民，更是不断增加。我国农业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巴蜀之地，逐渐发展成重要而发达的农耕区，特别是江南，在这一段时期，“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这句话就是平静无战乱的意思，生产上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这里，气候条件本来就十分优越，热量充足，雨量丰沛，土地也相当肥美，过去农业生产不发达，主要是由于“地广人稀”，工具和技术落后。现在人口大增，劳动力十分充足，并且北方人民带来了一些进步的生产工具和较先进的技术，还有许多优良的作物品种等等，结合了南方原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经验，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大规模垦殖土地，把大片荆棘沼泽之地变成肥美的良田，使这里逐渐成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繁荣之地。我国亚热带的西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集居地区，这时期种植业也开始得到稳定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公元５８１—９６０年），江南农业生产更是迅速向前发展，江南主粮——水稻的生产，更是扶摇直上。以三吴地区（吴、吴兴、会稽）来说，“一岁弍稔，则数郡忘饥。”也就是说仅三吴一个地区的水稻生产，一旦丰收，就可以保证几个郡的口粮供应，可见当时这里农业生产的进步之大。长江下游一带已成为全国的主要产粮区，北方转而依靠江南的粮食供应，正如《旧唐书》所说：“天下之赋，江淮为多”，这里成为全国的粮仓。１９７２年，在河南洛阳发掘出隋唐含嘉仓的遗址，仓里有一块铭砖，上面记载存仓的粮谷中有来自苏州的糙米一万多石，存仓时间是唐圣历二年正月八日。

为了增加江南的粮食产量，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受到极大重视。根据《新唐书・地理志》里的记载全国总计兴修５３处水利工程，其中长江流域及南岭以南地区就有３５处，差不多二倍于黄河流域的兴修数。这些水利设施，使南方农业生产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相形之下，北方愈益瞠乎其后，统治政权也愈益仰赖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这种形势，从唐代中叶前后起，表现日益显著，成为当时统治政权存亡的命脉。我国农业区的重心已开始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文豪韩愈生活在中唐时期，他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比他稍后的唐诗人杜牧甚至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这些话明确地反映了南方的水稻生产在全国粮食生产中越来越重要。自唐代中叶以后，可以说，水稻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开始占据了首要地位，并且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水田耕作栽培技术有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发展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两熟制。

稻麦复种制是一种新的种植制度，大约出现于初唐后期，在长江流域少数最发达的地方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则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地域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进一步扩大和普及开来。这种先进农业耕作制度更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农业的飞跃发展。自此以后直到近代的一千年期间，南方农业稳定地作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和命脉保持不变。

（２）后来居上的桑蚕丝织业

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南宋时期，由于北方人民第二次大批南迁，和南方人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据１１５９年不完全统计，南宋人口为１６８４万，而１１９０年则增至２８５０万。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大量开垦，使农田面积不断增加。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蚕桑业也已衰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南方蚕桑生产技术和丝织工艺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后来居上，超过北方。当时南方丝织业的发展中心在浙江东部的越州（今绍兴）和杭州。栽桑以供饲蚕，也在长江中下游各地迅速发展。太湖流域已成为“桑柘蒲野”的地方。五代的蜀国每年三月有蚕市，且蚕市时有大量的桑树苗出卖，说明四川一带已成为重要丝蚕产地，与苏杭一带蚕桑织业齐头并进，共为全国蚕丝业中心。至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南方都是全国的农业中心地区，也是全国桑蚕丝织业的中心。

（３）广泛普及的棉花栽培和织布业

中国亚热带的广大地区，气候温暖，适宜栽种棉花，这里也是我国最早栽培棉花的起源地之一。西晋年代（公元２６５—３１６年），四川地区就是“布有橦华”之地，“橦华”就是一年生型的草棉，这是本区植棉的最早文献记录。此后，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种植棉花逐步在南方各地推广普及。唐代时，广东、云南、广西、福建等地的植棉业已呈十分可观的局面，当时以广东地区最发达，这里织出的细棉布非常精丽，深受人民喜爱。广西出产的“桂布”也是唐代名盛一时的珍品。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新制布裘》诗中，曾把它和丝绸精品“吴绵”相比，甚至夸耀它有过之无不及。诗中这样写道：“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说明当时我国南方地区棉花种植和纺棉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南宋后期到元朝，政府大力提倡种棉，广大劳动人民艰辛地将岭南一带的棉花大力向北推移栽培。致使在不长时间内，种植棉花和织布就普及于长江流域，当时的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四川成为重要的产棉地区。

（４）独具特色的桑基鱼塘

我国南方悠久的农业文明，还创造了许多农业经营的新方法，其中在４００多年前创造的桑基鱼塘，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农业。这种方法就是把挖塘养鱼、种桑养蚕、种稻养猪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增加耕地的前提下，使产量获得大幅度的增加。这种农业经营方式，由于用地少而获利多，很快在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推广发展起来。

太湖地区是采用粮、畜、桑、蚕、鱼相结合的办法。以农副产品喂猪，以猪粪肥田，以桑叶饲羊，以羊粪壅桑；或者以鱼养桑，以桑养蚕，以蚕养鱼，桑蚕鱼相结合，即以鱼塘中的塘泥作为桑田的肥料，以桑叶养蚕，蚕粪喂鱼，鱼、桑、蚕结合形成一种良性物质交换方式，这种经营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从明朝末年到清朝鸦片战争前，太湖地区每年向政府提供４００万石粮食，形成了“东南生之，西北漕之”的格局。

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劳动人民采用桑、蚕、鱼、果鱼、蔗粮鱼相结合的办法，果基鱼塘在明初出现，距今已有５００多年历史，基上种果既可固堤又有收入，当时“凡塘基堤岸，多种荔枝、龙眼……”，今天在龙山一带，还有“龙眼基”、“荔枝园”等地名，可见历史上这些地区曾是盛产水果的基塘区。桑基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以更优越的生态系统发展起来。据《高明县志》记载，其办法是“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具有“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良好效果。此后在清代，又进一步发展为桑、蚕、猪、鱼四者齐养，使四者皆获丰收，同时对水稻亦有好处。因此出现了“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的景象。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生态农业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一种农、牧、渔、副结合的生态系统，是我国南方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上的重大创造之一。

（５）光辉灿烂的古代水利工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亚热带也是古代水利事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随着农业的发展，原始的灌溉、排水和防洪活动相继出现，开始了古代农田水利的历史。距今六七千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已经是栽培水稻。水稻是喜水湿的作物，种植它需要有一定的灌水和排水技术，比如做田埂，挖沟渠，使水能从高往低在各块田间流出或贮留。说明这里很早劳动人民就开始了原始的水利事业。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逐渐普遍使用，在积累前人修建小型农田水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兴建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的高潮，北方的黄河流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在南方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有我国早期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使安徽淮河以南的寿县一带万顷良田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楚国的重要产粮区。芍陂相传是在孙叔敖为楚相时开凿的，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表现了南方人民发展水利的卓越智慧。

秦时，蜀郡太守李冰领导当地劳动人民修建了至今世界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兴建于四川岷江上游，邻近成都平原。这里，夏季雨水丰沛，且有高山雪水注入岷江，江水在崇山峻岭之中，像万马奔腾，倾泻而出。到灌县附近，便是沃野平原。洪水暴涨时，往往形成泽国，洪水一退，又常常赤地千里。成都平原的农业本有一定基础，就因岷江水患，一直难以发展。公元前三世纪，秦昭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针对这一地区水患的症结之所在，进行勘察，研究和策划，在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支持下，兴建了这项世界著名的防旱排涝的伟大工程。

都江堰兴建在岷江进入平原的咽喉之处的一道分洪大堰，叫湔堋。它将水流劈开分成两股。一股仍然循着原来的水道南流，这是外江，总称检江。另一股水则经过人工渠道，通过开凿的宝瓶口，向东流入成都平原。湔堋的末端，还筑了平水槽和飞河埝等工程，保证成都平原免于水患。

自从都江堰建成以后，成都平原很快地成了“水旱由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繁荣了川西南的社会经济，有助于秦国“因蜀攻楚”，统一全中国。在此以后，成都平原历时２０００多年一直受益于都江堰。都江堰工程之宏伟，设计之精巧科学，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改造大自然的雄伟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