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3)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时代：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分省列表为：山东、河南、陕西、河南、浙江，人物最多的省河南、陕西、 河北、河北、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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