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城市规划的回眸与展望

作者：地理人来源：未知时间：2022-08-01 阅读：次字体：大中小在线投稿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规划建设成就与反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规划专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也包括学习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开展学术交往，翻译和介绍苏联、英美等国外城市规划文献等。形势需要，当时普遍重视实践，与政府管理部门联系密切。国际交往的主要代表事件有兰州市规划（任震英主持）与杭州市规划（清华参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参加195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建协第五届大会的展览等。我本人当时率领几位清华学生参加保定市规划，在市长郝铁民及规划局帮助下，制定总体规划，以及旧城保护和西区发展规划。保定规划虽经过文革波折，还是得到实施，至今一直得到保定市的肯定。1964年，清华与北京市建工局合作，规划建设左家庄小区，规划由朱自煊与韩守询主持，综合了建筑、规划、基础设施等，提出“先地下，后地上”的基本建设理念，领先全国取得了好的成绩。以上是个人回忆所及，全国也当如是。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城市规划建设的认识比较简单，任务相对也比较单纯，以服务工业化为主要目标。时任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同志指出，城市规划建设面对“四大矛盾”，即重点与一般、整体与个体、目前与长远、主观能力与客观要求的诸多矛盾。这一时期进行的代表性实验项目有建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规划建设，以及上海曹杨新村和闵行一条街等地的规划建设。
　　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方面，在当时即有人提出批评。如当时城市建设部提出“反四过”（指标准过高、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我就在现场聆听过城市建设部万里部长的相关报告。因此，对于李富春提出的“城市规划三年不搞”，我想主要应该是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一段时期规划也出现了波动，有些人头脑发热，盲目将城市规模做大，使得规划流于空想；有的甚至提出要消灭家庭、取消厨房等等。后来城市商品粮短缺，管理困难，不得不紧急紧缩城市人口。在“浮夸风”下，对发热的规划刹一刹车，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看来，李富春提出的绝对时间“三年”，绝对手段“不搞”，贻害很大，影响波及全国，城市规划机构被解散，人员流失，资料丧失，使刚成长起来的城市规划专业骤然停顿，造成城市规划的灾难。批判所及，对当时城市规划全盘否定，在文革中更变本加厉，似一无是处。直到改革开放，城市规划才迎来春天，面临“重建”的局面。
2.改革开放后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推进与城市规划复杂性的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上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伴随的是快速推进城镇化和大规模开展城乡规划建设。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划专业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城乡面貌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城乡人居环境取得实质性的改进。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达到40.8m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36.6m2，农村居民人均45.8m2，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一过程中也有问题。在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过大过快、政绩工程、破坏环境等问题时有出现，对城市及其规划的综合性、复杂性的认识不足。科学、系统研究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规律呼声不断高涨。1986年李瑞环在中国城市科学会上的讲话指出，“所谓城市就是以人为主体，以空间环境为基础，以聚集经济为特点的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技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由于这种聚集，使城市出现不同于农村的许多特点。”钱学森倡导系统科学、复杂巨系统，面向城乡建设实践的建筑科学也被列入十一大现代科学门类，对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哲学方法论上也进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