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区域文化(2)

二、中国各主要区域文化及其特征

　　中国各区域文化，以今天而论，可以分为东部汉族农耕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两大部分。在这两大部分之内，又可析分出若干不同的区域文化。由于前面已经简叙了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的基本情况，这里只就东部汉族为主的区域文化做一些介绍。

　　首先是形成较早并一直发展下来的若干区域文化传统。

　　齐鲁之地，古称“海岱”，是因为它以泰山和大海为地理标志。新石器时代，东夷在这里创造了北辛、大汶口和山东龙山等文化系列，成为齐鲁文化的源头。其所以称为“齐鲁文化”，主要是因为西周分封，齐、鲁均为大国，春秋时期齐国曾为“霸主”，而鲁国实力虽稍弱，但因它保留了周代制定的礼乐制度，使其在文化上代表了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由于齐国地处沿海，有渔盐之利，工商业发达，以临淄为代表的城市经济非常繁荣，思想开放而自由，荟萃百家的“稷下学宫”在全国享有盛誉，使齐国实力较为强盛。到战国时期，鲁文化逐渐融入齐文化之中，鲁国的原始儒学在齐国多种思想的影响下，向新的形态转化。因此，鲁的农业、齐的工商业，加上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邹衍等一大批生于并主要活动于齐鲁大地的文化巨人，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鲜明个性。

　　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就被历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孟子则为“亚圣”，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及邹县的孟庙为文人朝拜和皇帝尊崇之地。而东岳泰山的神圣性又吸引历代皇帝前去“封禅”，从而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齐鲁之地的农业发达，又因濒临沿海和运河、黄河流经而商业城市比较繁荣，民间手工业如陶瓷、纺织、冶炼等也颇发达。由于文化传统比较悠久，由济南菜、胶东菜和孔府菜构成的“鲁菜”闻名全国，是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一般说来，齐鲁文化具有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这从潍县年画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风格；从表现有力、高亢激昂的山东梆子、快书、大鼓等民间曲艺；从“烙饼卷大葱蘸酱”的民间饮食风格；从《水浒传》描写的梁山好汉等，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化特点。

　　燕赵之地，主要是指今天的河北和山西、陕西的中北部地区。周初封召公于燕，都城即在今天的北京琉璃河。赵国的前身是晋国，是武王之子唐叔虞的封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赵国出现，其后才有了“燕赵”之说。由于赵国是“三晋”的一部分，所以燕赵文化与三晋文化有所重叠。但由于燕赵处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地区（按司马迁的说法，这条分界线即在今山西龙门山沿汾河向北，经太原至北京出关一线），带有相近的文化风格，而与占据中州之地的韩、魏文化有所区别，故从“三晋文化”中游离出来。燕赵地区气候相对干冷，农业以粟、豆类为主，畜牧业也占相当地位，赵的城市商业也比较发达，与三晋的情况类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明燕赵文化与边外游牧文化的密切关系。后有“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说，经荆轲刺秦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验证，已成为燕赵文化的象征。

　　燕赵文化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依然保留了这种文化特征。这一地区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自十六国和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以来，一直处在胡汉交融的状态，不仅在血缘上相互混杂，而且文化上也有强烈的胡族风格；为了抵御外侵，也必须习拳练武，于是形成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在历史上，这里名将辈出，如廉颇、乐毅、张飞、赵云、赵匡胤、杨家将等，而且形成悠久的武术传统。河北吴桥为杂技之乡，其惊险灵巧的特点与武术的要求同出一脉。燕赵地区的戏曲、歌舞、音乐也都带有热烈、高亢、火爆的特点，同时加入了边外苍凉悲壮的风格。但是，自金开始，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都市文化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燕赵文化，文化特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文化娱乐等方面受宫廷和北京市民文化影响较大。

　　三秦之地，即今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的东南部。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以河西走廊与长城为北界，以秦岭、太白山为南界，既有黄河、渭河等流经的肥沃的关中平原，也有较贫瘠的荒漠丘陵。这里本是周族的发祥之地，后来秦人“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农田水利日益发达，人口十分密集，成为自秦至唐的首都所在。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加之其地理位置便于与北方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其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不仅留下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各种艺术形式的痕迹，商业文化也很发达。由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滞后，原有的文化开放性日益式微，同时也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特征，比如传统的窑洞居住形式，民间剪纸、窗花的质朴大方，秦腔的高亢激昂，都体现了这里的文化风格。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三晋文化实际上就是“二晋文化”，除山西大部外，韩、魏二国还占有今河南的北部和中部，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代称。三晋之地或中州之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次著名战役，战国时为国家关系而四处游说的“纵横家”，“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战争的频繁干扰，自然使百姓深受其害。这里北接燕赵，南临江汉，西连三秦，东邻齐鲁，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于此，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共享性。黄河、汾河等灌溉了肥沃的土地，但也造成过严重的水患。在河南一侧，从周至唐，洛阳一直是统治者的“东都”。到宋之时，开封又成为首都和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各种著名的寺庙和石窟建筑，显示着当年的辉煌。著名的洛阳牡丹花会也许正反映了一种“王者气概”或“富贵传统”的遗留。在山西一侧，保留了极古老的民间文化传统，可以从至今遗留在许多乡村中的寺庙戏台和一年四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身边就是历史。山西商人和票号更是驰名中外，还有出身本地的关羽被奉为“武财神”，商业的流动性和河南因水患、战乱和灾荒引起的人口流动一起，造成这里的人口频迁特点。特别是地处平原，四通八达，因此区域文化的特点不如其他地区明显。

　　楚文化的分布，包括今天两湖、安徽、江西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其中以两湖和安徽的部分为核心地区，淮河流域和鄱阳湖流域等作为其边缘地区。在上古的三苗文化基础上，华夏文化的主流汇合了当地蛮夷文化的支流，共同构成了楚文化。由于这里以丘陵和江湖为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加上民族文化源流的丰富，使楚文化极具特色。这里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冶铜、丝织、漆器、竹器等手工业十分发达之地，而且由于文化独特，使这些制品的色彩、形状等极具特色。马王堆帛画的构思、随县编钟上的图案、庄子散文和屈子诗歌的神奇浪漫、民间生活中的崇巫尚鬼习俗，都反映出文化上的一致性。

　　楚文化的特征一直保留到后世。传统的龙舟竞渡风俗反映了楚俗中勇武进取的性格，又借着纪念屈原而一直风行至今，传播于外。古老的丝织艺术以“湘绣”之名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那些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还体现在当地的民歌和口传故事中，甚至湖南、湖北作家群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作品，就带有浓郁的乡风乡情。楚中心地区的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淮河流域部分地区和江西部分地区的文化，这是因为当年楚国的统治区一直覆盖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江汉平原上极流行的说唱艺术三棒鼓、碟子曲与安徽的凤阳花鼓，湖南与江西的采茶戏，安徽与湖南的花鼓戏，都有类似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吴越文化的上古源流几乎和黄河文化一样古老，又由于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影响而传承下来。它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人口密集程度为全国之冠。因此便有了“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美誉。这里自古纺织业极发达，“苏绣”为“四大名绣”之一，具有精美细腻的特点，而这里出产的磁器有古“越磁”的传统，与江西景德镇的磁器一起，共同展示了中国磁器均匀细腻的特点。以“吴依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这里的山光水色之魅力，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一语道出。此区内的江南丝竹音乐、戏剧中的昆曲、说唱中的苏州评弹，以及名列“四大菜系”中的“苏菜”，均带有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的风格，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蜀文化是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创造的产物。这里以四川为中心，辐射到陕南、鄂西和云贵部分地区，由川东的巴文化和川西的蜀文化共同构成。由于这里与中原地区存在自然阻隔，古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叹，有助于强化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传统。巴蜀地区在独特的地理单元内，发展起自己的独特文化。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农业发达，丝织业也很著名，“蜀锦”也是“四大名绣”之一。由于这里古称益州，所以秦汉时就有“扬一益二”之说，富庶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巴蜀文化的风格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是“巴人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后来川剧的高腔和著名的川江号子，都反映了高亢激越而又热烈活泼的特点，与讲究麻、辣、烫的川菜，对热烈鲜艳的芙蓉花的喜爱，有相同的文化特征。而三国时蜀国的建立和以后历代统治者（比如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五代时的孟昶、明末的张献忠、抗战期间的民国政府）偏安此地，赋予这里较强的地方历史意识，也强化了这里的地域性传统。

　　除了自古形成的这些区域文化之外，还有稍晚形成的一些区域文化。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岭南文化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和广西的一部分地区性文化（台湾、港澳地区文化基本上属于这一地区的移民文化）。这里本是古南越族聚居之地，至秦汉时期才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文化联系仍不十分密切；而两晋之际“永嘉南渡”，大批汉族人携家迁居广东、福建，对这里的开发和繁荣起了重大作用。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这里的经济进步，但与此同时，使这里开始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明清以来的历史发展，更使这里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首要地区，这种色彩就变得更加浓厚。闽粤地区地少山多，农业发展受到局限，但商业贸易和沿海捕捞业发达，饮食方面受此影响，体现出种类、形式丰富多样的特征。由于距历代统治中心较远，家族组织和区域性宗教组织比较发达，并以之作为维系基层社会运转的组织形式。闽语、粤语、客家话构成汉语七大方言系统中的三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广东音乐、粤剧、潮汕戏、莆田戏等，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都有不同的文化系统。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使这里形成了华洋混合的新文化风格。

　　东北地区，由于长期处在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下，同时汉族在此活动的时间较晚，所以作为汉族文化系统内的区域文化形成更晚。东北文化在辽、金、元、清时期具有浓厚的游猎文化特色，但在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在辽东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从清中叶开始，特别是晚清时期，大量汉族人口从河北、山东等地迁到这里，使这里得到大面积的开发，与本地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后人常用某些俗语来概括东北文化的特点，比如“东三省，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揭示了这里有特色的山林物产和经济活动特点。再比如“关东城，三宗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两口子睡觉头朝外”（也有说“姑娘叼着大烟袋”的），这都是因东北天气寒冷而形成的习俗。东北的民间信仰除与北方汉族地区相同的以外，还有崇拜“山神老把头”的，传说故事中则有“人参娃娃”的主题，这也是与特定环境密切联系的。至于流传至今的民间文艺形式“二人转”，冰雪艺术作品等等，均为特定环境的产物。

　　以上简要概括了东部汉族文化区内部的各个区域文化，加上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文化和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整体。上面所述，着重介绍了汉文化圈各区域文化的不同特征和风格，实际上，由于它们共处于同一个文化圈之内，文化上的共同性也是很多的，甚至在许多地区，共同性要大于文化上的差异性；不同的区域文化被包容在同一个文化结构之中，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对此，不能因为强调其不同而加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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