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空间进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第四节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人关切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进程，又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产生、发展和演进的，都必然受到一定的自然环境的制约，或对一定的自然环境产生影响，因此也必然受到地理学家的关注。

一、中国文化结构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沿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就是指中国独特的思想、道德、风俗、心态、文学艺术体系。它形成于中国历史的早期，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又始终保持一个基本一致、贯穿始终的文化内核。尽管在不断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中，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融入其中，但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精神，没有完全变为另一种文化。这种基本一致的文化精神不仅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以贯之，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侧面都有共同的体现。

　　任何一种文化的基本结构，主要有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三个部分。在这种文化中，这三个部分既是共时地存在的，也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清人龚自珍在他的《五经大义终始论》中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于饮食，中乎制作，终于闻性与天道。”就说明了这样的层次。

　　由此可知，文化结构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层次性。文化的物质层次是表层的，这包括人针对自然界的劳动及其物质劳动成果；文化的制度层次是中层的，它是为了适应前者的需要，在前者基础上建立并为保障前者而构建的，它包括亲族、民族等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等制度和风俗习惯、语言等文化制度；文化的精神层次是深层的，是对前两者的主体思考，是对前两者的高度抽象，包括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系统等，共同构成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文化结构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和变化性。尽管文化结构具有稳定性，但又不是绝对封闭的和静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各民族文化或异域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而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比如原始儒学到了宋代形成理学，是佛学影响的结果，但却变为“新儒学”，到20世纪又在整个世界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第三期”儒学。与第一个特征联系起来，这些变化又往往是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的，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五四运动的变化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文化结构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文化结构内部的各个部分，比如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部分，同属于一个文化的整体，这是其不可分性。但是，由于各部分之间所处的位置不同，又有相对分离的可能。在文化的变动中，物质文化的变化可能是较快的，但制度文化的变化就可能是较慢的，精神文化的变化又可能更为滞后；同时，物质文化是较容易趋同的，而精神文化是有可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持其固有特色的。现代中国人的居住和服装形式大都“西化”了，但在观念上和心态上却仍然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点。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在人类交往能力较为低下的时代，这是一种半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农耕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要求对群体性的重视，因此无论是血缘的还是“社区”的整合都一直得到强调。这样，原始社会时期的血缘纽带就一直被加以保护，原始时期对祖先神和地域神的崇拜也一直延续下来。有的学者认为，原始部落的这种宗教性仪式，就是中国原始的“礼”，后来到周公“制礼作乐”，把这种“原礼”调整为对“德”的强调，而孔子进一步发展和改造了周公的观念，发展出“仁”的观念系统，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奠基。这样，从周初到春秋战国时期，从集约型的农耕方式，到宗法制度，到原始儒学，共同构成了有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这就是雅斯贝尔斯（K．Jaspers）所谓“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代表。

　　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形成之后，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与戎狄蛮夷各族不断交融，思想上百家争鸣，经济和政治制度不断调整。到秦汉之际经历了全面的统一和融合，统治思想上形成了以儒家为主，道、法各派思想为辅的系统。这就是作为主流的汉文化。在这个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格局确立，大一统的思维模式深入人心，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

　　自汉至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并带给汉文化许多新鲜的思想成分，北方游牧民族进一步与汉族融合杂处，西域文化也大量传入，直到唐宋之时，又经历了第二次大调整，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已经形成。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本体的思考更加成熟，理学更为系统地勾勒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模式，同时又强化了固有的群体意识。在认识方式的“内省”、表现形式的精致等方面，形成了与西方文化更大的差异。这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元、明、清三朝，汉文化不仅在更大的空间和更深的层次上，经历了与北方民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而且开始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从清末到民国又进行了第三次全方位的调整。在上层思想方面，人们开始对传统学术进行大胆的怀疑和全面的清理，商业文化的发展对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造成巨大的冲击，民间文化独立于精英文化，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着自己的风貌，西方文化的冲击则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有了全新的参照系。这每一次变化和调整，都极明显地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调适和更新机制，都造就出了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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