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自然奥秘,徐霞客登峰钻洞;寻察极地玄机,拜洛特出生入死(5)

后来，康熙参考了测绘队员在东北地区实测子午线的新数据，再次重新作出了统一尺度的规定，“天上度数，俱与地之宽大■合”。决定以当时工部营造尺（１尺＝０．３１７米）为标准，以此尺为单位，１８００尺即１８０丈为一里，也就是说每尺合经线百分之一秒。

毫无疑问，康熙皇帝颁令，把长度单位同地球经线每度的弧长联系起来，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是地理学史上以地球形体来确定长度的最早尝试，这种尝试比１８世纪法国以赤道长度来规定公尺制早８０多年。

康熙皇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测绘工作，还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最早的例证。

公元１７０２年，康熙命人沿着经过北京的中央经线，测定了霸州（位于北纬３９°）到交河（位于北纬３８°）的距离。

公元１７１０年，又在东北地区测定了齐齐哈尔以南由北纬４１°～４７°之间每度经线的弧长。

两次测量的结果表明，北纬 ３８°～３９°间的经线弧长比北纬 ４１°～４７°间的经线每度弧长要短一些，从而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最早的实证。

１８ 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都没有开始或没有完成本国的大地测绘工作，我国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全国地图。同其他各个国家相比，我国这时候的地图测绘走在世界的前列。

１６世纪末到１８世纪初，是西方的地理知识大举传入中国的时期，这就给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１６ 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势头强劲。地理知识的发展，跟当时欧洲航海事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麦哲伦又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环球航行，这时，绘有美洲和南极大陆的新的世界地图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陆分布、气候差异以及各国地理情况的认识都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

１６世纪在欧洲宗教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当时罗马的天主教会由于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新教，新教在北欧很快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他们还进一步自觉地把教会改造成适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团体。

当罗马教皇的地盘越来越小的时候，他赶紧派遣一批又一批的布道团四出活动。当然，这些布道团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去布道，而完全是为了配合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

这时罗马教皇派遣到东方来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到中国来是在１６世纪末期。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东方大国要想达到通过宗教来主宰中国命运的目的，就必须利用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诱饵，不然，“欲使彼等师事外人，殆虚望而已”。

西方的最新地理知识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入我国的。

１６世纪末，《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这本目的在于宣传天主教的书籍，为中国人介绍了有关地圆说和寒、温、热带学说。

在来华的传教士当中，有着一定的地理学造诣而又影响较大的有利玛窦、庞迪我、杜德美等人。这些人大都有测绘地图的专长。

利玛窦（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意大利人，１５８２年来华）于公元１５８２年抵达中国的澳门，就收集中国地图并且撰写了《华国奇观》一书，一并寄回给范礼安神父。这恐怕是传入欧洲较早的一张中国地图。１５８４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编绘出了一份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说明的世界地图。他到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万国图志等贡品，被允许住在北京。

在中国的那一段时间里，利玛窦曾经多次绘制和增订中国地图，尤其是公元１６０２年，在北京增订南京吴中明刻本，“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二焉，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

这幅图后来被定名为《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最好的一种。在这张地图上，还附有很多文字说明，可以说既是一幅地图，又是一部图志。

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还逐渐传入了西方的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及当时对于海陆分布的新认识，特别是绘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末亚、南北亚美利加、墨瓦蜡泥加）的世界地图和地理名称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

天启三年（公元１６２３年），龙华民（１５５９～１６５４，意大利人，１５９７年来华）和阳玛诺（１５７４～１６５９，葡萄牙人，１６１０年来华）合作制成了一个彩色地球仪，上面附有文字说明，所绘陆地和岛屿的形状都比较好，比如亚洲东南部的伊利安岛形状较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上绘的好得多，它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在中国制作的地球仪。

北京附近地区在天启四年和天启六年间，曾经多次发生地震，当时有不少人纷纷传言，地下有一条巨龙在作怪，葡萄牙籍传教士龙华民就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了《地震解》，运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充分论述了地震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征兆等。

公元１６７４年，比利时人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正式刊行。这幅图为两半球图，上面已经绘有澳洲。

同年，南怀仁又编著了《坤舆图说》二卷，上卷主要总论地球的形状、南北极、地震、山岳、潮汐、江河、风、雨等自然现象；下卷主要分论各大洲和各国的情况，内容比利玛窦等人所介绍的又多了一些新的材料。

公元１７２９～１７３４年，法国人唐维尔根据耶稣会士寄回的《皇舆全图》略加修改后即先后在巴黎出版。这幅图很快就被收入１７３５年出版的法国人杜赫德编著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一书中。这部书也是依据于来我国的传教士寄回的文稿写成的。

而《皇舆全图》和《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在我国却作为密件深藏于皇宫内宅，没有进入内府资格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因而没有能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光如此，当时不少的清廷人士及一些地理学者对于传入的五大洲说也多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比如清政府组织编修的《四库全书提要》卷 ７１，论《职方外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清朝文献通考》卷 １９８，四裔考六，评《职方外纪》：“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这些官方的轻率的贬词自然对新的地理知识的传播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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