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地学流派,洪堡好辛苦;说西域水道,徐松实不易(6)
在李特尔的研究过程中,他的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的并深受当时自然哲学影响的思想方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特尔一直把地球比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比作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人类是灵魂,自然是肉体,人类是须臾也不能离开所赖以为生的自然的。
李特尔认为地球自然情况的最终原因,就在于它对人类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多深刻。所以在李特尔的研究中,大张旗鼓地追问自然情况的原因少,而穷追猛打刨根问底地追问它对于人类的作用多。
李特尔的这种自然哲学和目的论的考察方式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极其吻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对自己的时代起了相当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作用也不能满足渴望探究原因的见解的新科学精神。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李特尔以及其后所形成的李特尔学派逐渐走向衰落。
因为李特尔以及李特尔学派的最大毛病就是追求片面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毛病不但没有克服,而且还越来越加重了:缺乏深刻的对自然的理解,片面的侧重于人类方面,完全忘记了人是自然的人,即使是对一些地点进行描述,也往往停203留在一般性的没有多少内容的空话上。
因此,李特尔的地理学失去了自身的内在平衡和它的独立作用,逐步沦落为历史的一门辅助性科学。并且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地理的地位也越来越下降。
但是,一般地学仍在被广泛地讨论着。而且,随着人们视野的更加扩大,人类知识的更加增进,科学方法的更加进步,地学开始分化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
比如,基于岩石和化石的学说,即岩石学和古生物学。在18世纪末期,地质学就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把固体表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作为动力地质学吸收进来,借以说明地史。
同时,18 世纪末,气象学开始向独立的征程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到19世纪,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科学,同时,气象学和气候学仍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海洋学和水文学也面临着独立的发展。
地球物理学,现在也开始离开物理学这位老母亲的怀抱,成长为一个专门的科学,它还把数学的计算和物理学的实验应用于地球。
当地学逐步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学科时,过去依然存在于一般地学中的地理学内容渐渐地消失了,有关地理分布的几乎所有事实都被锁进抽屉里,特别是过去非常注重的各个自然界事实的联系也渐渐地消失了。
不属于普通地学范畴的有机的自然界,现在企图推进植物和动物的地理分布知识。当然,它们考察事物的观点同地理学的观点是迥异其趣的。 再明显不过的是,地理学是专门从事研究地表的状态,从事研究地区和地点的植被和动物界,而植物学和动物学是专门研究植物和动物的。
在遥远的古代,由于旅行者对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观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地志学和民族学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对于地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只是单纯地描述性的,还无暇顾及到各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到了19世纪,人类对其自身的本质特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各民族的语言学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因而民族学就渐渐发展成一门自成体系的科学。
在这一时期,除了地理学以外,还有大量别的科学也应运而生,这些科学在各自的领域里养育着地理科学的一部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地理学本身却留着一个巨大的空洞等待人们去填补。
在地理学里,对于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一般自然特性以及对当地居民的论述,还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它只是旅行记里的主要内容,而不能归容于地理学中,也没有能够在地理学这座摩天大楼里找到自己的一个套间。
但是,这些旅行家所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我们人类是无法忘怀的。他们在漫漫的旅程中,也逐渐变成了地理学家,可以说他们才是自己时代的真正的地理学的中坚人物,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人把他们看作是地理学家。
因为他们在旅行中所创作出来的游记之类的文献资料,都包括了丰富的地区记述,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在学校教育中,地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已经正式开设了。这是19世纪的一大进步。但是,地理学的地位仍然不甚明确,并且常常受到无礼的非难,它仍然像一个小媳妇似的屡遭白眼,它经常只能充当配角,根本不能同语文数学甚至不能同历史及自然科学平起平坐,而必须做些擦地板倒夜壶之类的苦差事。
担任地理课的教师,多半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地理教育,也很少去研究地理,他们担任这种地理课程完全是出于其他的原因。
地理课程的内容也是十分贫乏的空洞的,大多是专门讲授地志和教导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各种各样的名称和数字,同时,教学用地图也是充满着名称和疆界的。
类似的状况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稍微的有些改善。
19世纪的中国,充满了屈辱和无数的血泪与辛酸。
1840年,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的开端,也是中国地理学遭致灭顶之灾的开端。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得不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它开创了以条约的形式使资本主义掠夺和奴役中国“合法化”的先例。
其后,美、法等国家也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些条约的签订,不光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而且取得了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开放商埠和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外国资本主义凭借这些政治经济特权,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向中国倾销商品,从中国劫走大量原料。结果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城乡手工业,并刺激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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