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地理,炎黄子孙绞尽脑汁;投影制图,西洋学人耗干心血(6)

江河湖海的水文变化，山丘平原的逶迤起伏，干湿冷热的交替更迭，以至土壤植被的分布状况，都是处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之中。

郦道元充分注意到了这一客观事实，他在写水道时，就十分注意水道与周围地理环境的联系。

他写水道的时候，必写山、写湖、写海，因为任何一条河流都有它的源头和归宿，河源往往在高耸的山岳之中，河流则终究要注入湖泊或大海，从河源到河口，以及整个流域，地貌起伏变化对河流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水经注》还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各类地貌现象。在记述黄河砥柱峡的急流时，他写道：“水中山岩如柱，激流涌进，波涛翻滚，其流势之急宛如长江三峡。”

在记述现在的永定河的时候，郦道元又引用了“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的民谚。

郦道元还用科学的解释驳斥了当时的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奇谈怪论。

比如，黄河出潼关向东奔流，到今河南陕县时，突然出现“水涌起方数十丈”的奇特现象，传说这是过去皇帝铸了金人沉入黄河而引起的。

郦道元却认为，源远流长、连涌大海的黄河，区区几个金人怎么能够堵河涌涛呢？那不过是“虢山崩，壅河所致”，即那一带发生过山崩坍方，大块岩石崩落黄河之中，堵塞河道，迫使大量的河水通过狭窄的水道而产生涌水。

郦道元注《水经》，是本着“因水以证地”的精神的。他抓住了河流水道这个纲，用河流作线索，广泛地把河流流经地区内的许多地理事物连贯起来。

这就使《水经注》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水文地理的范畴，涉及到更多的方面。

比如，记载了现在的湖南湘乡县的鱼化石；描述了陇西黄河支流洮河附近岛鼠山发生的一次地震；叙述了广西漓江一带石灰岩地区独特的岩溶地貌景色；提及了煤炭、石油、金、铁盐等约２０种矿物和它们的产地，对地学史、古生物史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耳闻不如亲见”，这就是郦道元写作的准则。他在写《水经注》时，总是先要搞清楚河流干支流的发源与归宿，查看流经地区的情况；对自己还不太明白的地方，宁肯花费很多时间去考察。

为了“访渎搜渠”，他的足迹遍及秦岭、淮河以北、长江以南和长江中游一带，参阅了４００多种史书古籍，刻苦钻研了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成果。

东汉时的王充（公元 ２７～１００）也吸取了先秦的自然观和汉代在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批评了天人感应说。

王充的《论衡》二字，就是“言论的批判”之意，他根据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勇敢地揭露一切他所厌恶的虚假妄想。

汉代的天人感应论者如董仲舒认为：天创造人就是为了执行天意，如果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降“灾害”以示“谴告”；不但天能降灾于人，且人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也能感动上天。

王充从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说出很多道理来说明天人感应说的虚妄。

首先，他认为天是由物质的“元气”构成，天“无口目”，也“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本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

其次，他指出所谓“灾异”，都是自然现象，如日月蚀，有自然的规律，“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蚀之皆有时”。

“水旱”、“寒温”也是气候自然的变化，“天之阳雨自有时”，“非政治所招”。从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否定了天人相感的论说。

此外，王充还批判了那种认为潮水是伍子胥被屈杀后，心中愤恨，所以才“驱水为涛”的传说。指出人死为鬼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用科学道理说明潮汐现象对月亮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根本不是由于鬼神发怒所致。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大为兴盛起来，并曾一度取得国教地位。佛教宣传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教，更助长了“天人感应”说的传播和影响。

这时，南朝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大约生活于公元４４５至５１５年之间）从形神关系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出发，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对佛教神学的理论支柱神不灭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王充、范缜等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们对于“天命论”的批判，为人们对地理环境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减少了思想上的障碍，鼓舞人们更好地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在客观上他们为促进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最初把７２候应列入历书中去的是在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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