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序(2)

　　到中国去

　　在我们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他伟大而神奇的旅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一二三七年的拔都和一二五三年的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作为肩负宗教使命和怀有商业目的的混合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气的一位。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它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生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

　　马可·波罗时代威尼斯的集市

　　除了香料这种实际上非有不可的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受到欧洲的青睐，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古罗马人十分珍视丝绸，但是对怎样生产丝绸一直大惑不解。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的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所以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都进行“滚动式贸易”。这种贸易的方法是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多数市场的规模很有限，商人们除了经营前面所说的那些货物外，都喜欢经营产地不远而又享有盛誉的产品。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原始投资有所盈利。如果把一批新货运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那里又不受欢迎，那就有可能连经商的老本都要赔掉。将买和卖不间断地交替进行可以避免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波罗一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经营的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奢侈品——宝石，他们对成交很有把握。

　　在一些旅行家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一些到东方的商人的情况。其中一位名叫卢卡隆哥的意大利商人一二九一年从大不里士到达北京，后来还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一三○五年，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和林写了一封致教皇的信函，就是委托一些正要回国的威尼斯商人带回去的。

　　一二三七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欧洲国家大为震动。西方听说中国有长老约翰的故事，于是企图用宗教的力量阻止蒙古人的侵略。一二四五年罗马教皇派遣方济会修道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一二四八年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士隆如美到和林修好。一二五二年路易又派出了方济会修道士罗伯鲁等三人由陆路到和林。其时旭烈兀已发动第三次西征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二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亲自到和林朝贡。一二六一年以后至一二九五年，波罗诸人在中国和东方。一二九一年，教皇尼可老四世又派方济会修道士孟德高维诺等到中国，孟德高维诺走的是海路。其时蒙古已占据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并在北京建都，汉名大都，蒙古名汗八里，即京城之意。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在今西什库附近建立教堂。一三一四年，方济会意大利修道士阿多理经海道来中国，游历山西、陕西、四川、西藏诸地，后取陆路回国。

　　除这些欧洲的教士之外，还有一位伊宾拔都，他是生于非洲唐吉尔的阿拉伯人，曾游历非洲北部、东部、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波斯、麦加等地，又经小亚细亚至君士坦丁堡，过南俄罗斯到基辅、布哈拉、阿富汗、印度德里诸地。一三四二年到中国，由海路至福建泉州登陆，到了杭州之后由大运河到北京。后来仍由泉州取海道回归故乡。伊宾拔都他也写了一部游记，记载其经历。所记如杭州之盛，以及称泉州为剌桐城，可与马可·波罗的记载互相印证。

　　亚细亚的皇帝

　　马可·波罗口中那位令全世界震悚的“众王之王”——大汗忽必烈，出生于一二一六年，当少年马可·波罗来到他的朝廷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他的少年时代消磨于戎马生涯之中，中年时代则聚精会神于野心的征伐计划。在马可·波罗到达前十年间，忽必烈朝廷的威仪显赫已臻极顶。那东起海滨西至欧洲，北起北冰洋地带，南至印度、缅甸和暹罗的庞大领域，连同伟大的庄严华丽的朝廷正环绕着忽必烈的宝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任何皇帝都大，还在做着开疆辟土的美梦。

　　忽必烈是怎样变成如此广大的领域的主人的呢？我们暂且回转去，简单追溯这个在某一时期，大有蹂躏全世界之势的蒙古王朝的起源。它开始于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蒙古一个小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在十三岁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作战，自他的父亲死后，有几个族人欺他年幼，曾要抢夺首领之位，他们说：“最深的泉水还会枯竭，最硬的石头也会破碎，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你呢？”但这个少年首领借着朋友们的帮助，打败了他们，并且宰制了邻近一切怀有敌意的蒙古部落。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

　　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亚欧，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能望其项背。这固然是由于十三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姻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一二○六年得到各蒙古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全民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士兵极能吃苦耐劳，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必要时，他们能以马乳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或者以他们所能捉到的其它野兽充饥。”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其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时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并不盲目地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甚至极度残忍地将全城俘虏全部杀光。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布谣言，并且驱使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气氛。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的手段立即停止实施，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十三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侮，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他们微薄的力量，希冀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所幸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

　　教皇觉得这完全是他的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至一二五三年，教士鲁布鲁乞又以教皇使者身份出使东方，要使东方的全体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个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始终只得到一种答复：“蠢子说只有一神，哲人说有许多神。”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哥汗，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长兄。鲁布鲁乞来自法兰西，蒙哥询问他法兰西的有关情况，他就相信蒙古人在作侵略全欧洲之想。

　　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身后的汗位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不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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